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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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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文化研究之我见  

2009-11-28 14:07:06|  分类: 文化记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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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文化研究之我见

 

(一)文明发展的现代化

高州文明的起源与它的现存状态并没有达到前后的统一,它的起源并不是现代高州文明的唯一,它起源文明甚至成为现代高州文明的微弱存在,那么文明发展的模式是什么?我们追根究底去寻找消失的文明有什么意义?而对现时正在消失的文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文化进化论难道要的是弱势文明全部消失的代价?弱势文明难道没有存在的必要?

人类的痛苦也有来自现代化,现代化是摧毁前代化的犀利武器,没有摧毁就没有现代化,当然现代化也做了它该做的事情,特别是现代文明及其文明的器具,能够具体而详尽地记录(全方位地记录:文字、声音、影像和具体物品等)现在所存在的文明,以致这些文明消失后,留下记录以供研究,而不似古时文明记录稀疏而难以窥见真面目。人类的生存可能会趋于一致,文明趋于一致,因为现代化是同一样的现代化,现代化使人类交流更趋紧密,距离更近,这样就会出现现在中国的汉文化统一了全中国的状况。

我更当然地认为,文明的发展的最终,物质形式变得比实质和内容更重要,因为人们在获得现代化后,物质发达,物质又使得一切东西比以往看得更加明白(科学以及科学的仪器),文明就会变得科学化、理性化,文明就会变得具体化、物质化,变得缺乏感性。我们会在这种情形中失去生存的精神意味。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就演示着类似的情形,那么我们的生存究竟是要感性还是理性,我们是需要东方儒家仁治精神还是西方的理性法治精神来治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是文明发展所必须明白的事情。

所以我宁愿在现代化没有来临之前老去。

所以我宁愿在没有人能对高州的文明做出最终的解释之前,去做我对高州文明解释的努力!

(二)高州文明的内核是俚越文化

高州文明并不是中国文明具有代表性的文明,甚至不是广东文明中具有代表性的文明,或者说它只是岭南广东文明里的一部分,具有从它性、趋同性。那么说,我们可以参照广东文明和广东文明其他次文明模式来套给高州文明中去。那我们所做工作,就能如做数学题一样,套套公式而已?并非所有如此,高州文明所体现的有自己特性的一面,而历史发展过程的千差万别,人类学方面的差异,社会人文环境,还有地理环境、气候、水文等客观条件的不同,对文明的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对这些因素的研究,都是对高州文明文化研究的重要依据。

地方区域性的文明发展是周围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高州文明的发展,最终是由外界文明取代的文明。

在文化一统论下,我们能有什么启示,面对消失的文明文化,我们有必要理出一个头绪,因为消失的文明文化是现存文明文化发展所必经的阶段,而且是留存很多的痕迹。地域文明文化的内核是什么,其底层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清楚,这是对高州文明文化的状态研究很重要的问题。高州属广府民系文化圈,它也有客家民系文化圈,而客家民系文化圈已较大程度地融入广府文化圈中去。福佬民系文化更是很微弱。高州文化主要需要搞清楚广府民系文化是怎么样的状况。

不庸讳言,广府民系现分布的地区,与古南越国疆域有重叠的情况,或骆越、瓯越及后来的俚僚族的分布区域,我们有理由认为,广府民系是俚僚族发展而来的。如果这个问题的确认的话,我觉得,对广府民系及高州文化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为什么?我们从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来看,广府民系,甚至客家民系、福佬民系,其血缘关系与百越的关系更加密切,这说明我们文化的内核和底层,应是百越文化而不是中原汉族文化,这并不是说我们广府文化不是汉文化,它是汉文化的次文化。显然次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道路,这就是沿袭百越文化的道路。我们说广府方言“尚多保存隋唐古音”,“阳声韵及入声韵之韵尾与《广韵》系统相合,”但我认为广府方言代表的正是古越文明的特色,而不是其保存有多少中原古音(粤语是汉语中最特别的语言,与其它语言相比,与普通话区别最大,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原古音并不能证明广府民系来自于中原。其实中国各地的方言都在一定程度保留了古代汉语的状态,这并不广府民系所具有的特殊现象,而粤语方言里有很显著的古非汉语成分,比如粤语声调多达九或十调、修饰语的倒置现象、借词和底层语言(俗语)的古越语遗留成份,与古越民族等南方民族有很大的关系。

我要强调说明是广府文化的内核和底层是百越文化,而不是中原汉文化,这不是我夸大了这种次文化与其他汉文化的差异性。这是广府文化在中国的特异性所决定的,这种特异性包括最核心的人文精神和个性。

或许我们本来受到某种假象的影响,比如广东人的族谱、历史文献、方言研究、风俗习惯等,从而认为广东人的祖先多来自于中原汉族,客家民系、福佬民系也是如此。这样的后果是,仿佛我们古越民族已经全部消失了、给赶走了、迁移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而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古百越民族已经融合在汉民族中去,更确切地说,中原少数汉族融合于百越民族中,而百越民族的文化融合于汉民族文化中去了,形成汉文化的次文化。

对于高州文化研究中的族谱,我们必须慎重地对待,由于族谱是私修的,修谱人限于文化水平,而且有光宗耀祖的思想,在族谱历史资料不完全的情况下,必然会在先祖的追溯中,伪造历史。往往我们看到,高州几乎每个姓氏都有出名的祖先,而且半部分姓氏来自于福建(高州相邻的化州、吴川、信宜也是如此),我们不能想像,假如我们大部分是福建移民,为何我们的语言、风俗、相貌等与福建人相差甚远。我认为,族谱是研究高州文化的一个重要资料,但必须慎重对待和辨别,去粗取精,获取其中有用的信息。

对于地区民族演变的研究,我认为地名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古俚越民族的后裔现在生存在哪里,地名可以提供很重要的依据。我们知道,广东广西地区留存有许多古越地名,茂名地区也如此。高州俚越族在唐末已是消亡,融合入汉民族中去,但为何基于古俚越语底层的古俚越语地名,至今还存在呢(且是在不断减少后的存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古俚越地名的存在,也伴随着古俚越居民的存在。地名在王朝中央政府的管理政策中,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就不剔除在居民迁移后地名的不变异。姑且我们存在一种假设,古俚越地名里的居民有部分仍是居住着古俚越民族的后裔,那么的话,我们去古俚越地名的村子调查,是会有收获的。我也曾抱着这种理念去寻访过这样的村子,比如茂南区镇盛的荷榭村、那梭村、博郡村,新坡镇的莲塘村,高州金山街道办的里麻村等,但没有能力深入进行田野调查。我认为现在的茂南区、吴川、化州南部、电白、高州南部这一片地区,是比较平坦的地区,是以稻作为主的俚族汉化后的主要居住区,应该有许多俚族的后裔居住在这里,而且这里也是古俚越地名比较集中的地方,虽然如电白县居民多讲闽南语,但一样存在俚族后裔。高州冼氏聚居地长坡雷垌村(原为俚垌村),也是古俚越地名,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地名遗存,我认为,这可以说明冼氏有可能在汉化的时候就居住在这里,这是应该去详细研究的事情。

历史人口的变化也是民族变迁研究的一项内容。高州历史人口的变化,似乎说明外来的移民比较多,但我认为,历史上隐瞒人口的数量也是不少的,例如,宋明的瑶族大部分是不入籍的,明朝的军户亦不入籍,而汉族也有隐瞒户口的情况,因为这是躲避赋税、徭役的方式。我们在研究历史人口的变化时,必须要厘清这种未入籍人口的情况,否则会产生虚假的结论。另外户籍里主户和客户的情形,并不能认为主户就是土著,客户是汉族移民,客户亦有大量的地方土著移民,这是研究移民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认为,还有一些文化形态,比如宗教庙宇的神祗、宗族祠堂、婚姻、丧葬、饮食、节日、习惯等都是研究俚族文化的遗存,都不能忽视其存在和发展的过程。庙宇神像具有一定产生、发展过程,有些神祗只在地方存在,别的地方没有,这有可能是本地民族的宗教遗存,而有些神祗则可以研究外地移民的情况,因此我们就有理由对它们进行保护的研究,所以我是反对一些不顾历史的铲除庙宇的行为,因为庙宇对历史文化的研究真的很有用。或者我们需要调查整理有关宗教庙宇的资料,再拆除不迟。宗族祠堂也是研究地方民族文化很有用的文化古迹,也是应该加以保护。

以上我只是想说明对俚越文化研究的重要性,高州文化的构成仍需从整体上来进行研究,全面地、纵横有序地进行研究。

(三)国家影响文明的进程

什么是文化?其现代含义甚广泛而复杂,很难给它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沿用《辞海》的 解释,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从我们所研究文化的内容而言,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它包括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所以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我们并不能以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表达文化的意义。

所谓发达的文化是什么?文化水平高是如何界定?是文化的个性突出、还是经济发达所显现文化发达?显然文化的研究也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这就是文化复杂性所形成的难题。我们进行文化研究时,主要仍是罗列文化的各个因素,从而来概定一个地区文化文明的状况,而不能体现一个地区文化文明的系统的全面的状况。

文化是发展的文化,当国家形成后,文化是受到国家统治机器的极大影响,使文化在国家的范围内逐渐形成统一。汉文化的发展显然就是在国家的一统下进行的。国家的统治者希望国家内部无论是政治制度、法律、意识形态等国家上层建筑的一致,也希望在宗教信仰、知识、道德甚至习俗、艺术、生产方式等方面得到很大限度内的一致,这对国家的治理有很大的好处。中国的封建社会文明不间断地延续了两千多年,在于封建社会权威统治的力量,能使国家社会自上而下形成有力控制系统,这种权威包括儒教、科举、官僚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这是文化的控制因素,所谓汉朝初期文帝、景帝实行黄老无为之治,是极难体后来所有朝代中去,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也在民主的发展当中衰落。

政治制度对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统治者为了实现国家的治理时,政治制度会要求文化的顺从,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比较极端的,他们推行强化的汉化政策,否则就是进行消灭,汉族也由此从中原扩展到四海,这是与我们现在的民族自治政策有很大的区别,然而现代民族的自治政策仍然无法阻止自然而然的同化,这是文化交流使弱势文化逐渐泯灭的结果。

文化系统本身是一个松散系统,这是文化的概念难以简单定义的原因。然,我们心中有这种观念,这个地方有没有文化,自然的会与教育、知识、经济连结在一起。这些是文化的核心,说白了,文化是物质和精神的总和,物质是经济的产物,精神便与知识有关,这是很自然的想法。

高州的文化发展,是在国家统一这下的发展,这是我们研究高州文化所必须明确的方向。为什么我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因为国家机器是控制的因素,它的权威是别的因素所不能取代的。各朝代赋税、户籍、兵役、郡县制、法律制度对文化形成的影响。国家对高州文化是历史性的影响。

高州历史的文化文明是农业文明。

高州地处中国的南端,向与中国的文化文明中心远隔,而且经济落后,也相应隔碍了知识的发展。当然高州历史上文明有着自己的方式,一万年前高州就有了人类活动,这是旧石器时代,而至秦统一岭南后,高州仍处在原始部落社会之中,中原王朝的统治力有不及,设置的郡县并不能有效地管治部落社会里去。可以说在部落社会未完全消解之前,高州的文明文化是属于百越文明文化,而汉族此时进入这里,文化的侵入性是很弱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国家机器运作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当国家统治力量没有完全进入到社会角落中去时,汉文化就没有可能发生它的扩张力。

我们知道,岭南也是中国稻作文明的发源地,农业文明的发达会对中原文明有着抗拒力,所以我认为,岭南广府文化有着自己的发展模式,而并非中原文化全部接收的结果。在隋唐冼氏、冯氏、宁氏、黄氏、陈氏、庞氏等势力最强盛的时期,岭南有能力对抗中原王朝,这不仅是文化上原因,也有经济上原因。那时岭南俚文化在冯冼氏等豪强的统治下,已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而且汉文化对他们也有极大的影响,他们接收了汉文化的先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岭南的广府(粤)方言已形成,这个现象的意义是,粤方言是在冯冼氏时代的产物,而不是汉化之后的产物,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粤方言是俚族的方言,其后裔是广府民系的主要构成。

冯冼势力在唐朝中期瓦解后,广东地区已全然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地方势力不再有发言权,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机器发挥了它的强大作用,国家的郡县制、官僚制度、教育制度、土地赋税制度、兵役制度、户籍制度、法律制度使国家的权威达到边远的高州地区,达到高州乡村的每个角落,显然这种机制令高州有可能与近在京畿中央的地区没有什么差别。高州俚族便很快汉化,显然冯冼氏的功劳是很大的,也说明冯冼时代,他们对中原的向心力是极强的,他们的部落属民极快融合于汉族当中。

百越文明文化融合于中原汉文化当中,高州从此开始了它的新历程,

地方势力的消失,高州文明文化的发展便会与岭南其它地区甚至可以大的方面说与中原地区没有什么差别,而地域地理的条件,资源的条件,教育的条件等,却影响它的经济及文化的发展,这种级差令高州文明发展落后于别的地区。这种情况也在影响高州的历史积淀,高州远离政治中心,即使战争这种事情都少光顾这里,没有事情发生,等于历史没有可书写的内容,亦可说文明文化也缺少了更多的外部推动力。

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外部的推动力,外籍官员和移民是这种动力的来源。我虽然承认广府民系是在俚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它并没有拒绝新的血液的渗入,有瑶族、福佬民系、中原汉族的进入,迟些的壮族、客家民系的进入。这时对姓氏、族谱、居住地环境、古代遗迹、地理、地名、饮食、语言,对庙宇、神像来源和产生,可以说明移民、民族的情况。

我们也要研究民族变迁及民族文化的对内对外影响,如内迁、外向内迁、内向外迁的情况,历史人口变化的情况。高州文化对外的影响,就有高州会馆的遗迹在海口、湛江、北海、北京、泉州,高州向外和移民主要是广西、海南等。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有助于研究高州文化的影响。

总的来说,高州文明文化的发展在俚族汉化后至清朝,有相当长时间的平稳发展时期,我们也可以说这段时期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这可以有个量度,比如人才和经济两个量度,人才是举人进士的数量,高州处在较低水平;经济发达程度,高州也并不是处于很高的水平。文化的发展,与人才有着很大的关系,那时的高州与潮汕、珠三角地区、梅县地区有着很大的差距。人才的缺乏,就不可能形成地方的精英阶层,精英文化对地方文化有着极重要的影响。所以到现在,我都认为,我们有了很多人才还不能满足,还要在人才中进行精英教育,培养出精英阶层、精英文化,他们对高州的文明文化会有极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两个极具影响力的本土人物,对我们的影响会有多大。

(四)高州文明的现状

新中国的成立,高州文化的发展趋同性更强,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文化的政治功能在新中国开始的一段时间达到极致,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更强,致使地方文化的缺失,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偏差才有所改变。我们不必讳言那个时代的缺失,那么现在,我们必须重视保护地方文化,起码对地方文化能有所记录,在这些文化没有消失之前。我们不能否认国家机器的作用,而地方文化的个性还是要保留的。现在我们有了更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高州文化仍应沿走自己特色之路。

高州文化的发展,仍然在农业文明中找到自己重要的地位,这是高州“中国水果第一市(县)”的形成,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高州也进入新的纪元。而高州的人才也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每年高考涌现的大批大学生,但精英阶层仍未明显地形成,这在经济、政治层面上的影响力仍显弱势。我们高州文化的现状,仍可在这人才、教育、经济、生活水平、城市建设、文物保护等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历史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高州文明文化都在不断变化当中,我们有必要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走好自己的路。

                        2003年11月完成

 

2005年8月8日后注:北野在《中国文明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认为,“文明是一个实体,文明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创造出的一个关于自我生存的完整体系,或称概念。这个概念以城市的出现为标志。文明是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不可分割的文化系统所创造的成就之和。文明的另一标志是与其成就相适应的人道的价值观念的实现。

文化是文明的属性与样态。文化的概念是部分的、具体的、组成的、功能的,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由无数部分组成,诸如政治、经济、思想、法律、宗教、传统、技术、生活方式等。文化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解决群体生存问题的方法和手段。”

由于我在本论文中,对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也很模糊,所以引用北野的一家之言来说明文明与文化的区别。

                                       

参考资料:

《辞海》

《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年版)

《岭南文化向何处去》(郑刚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7年版)

《文化论》(蔡俊生 陈荷清 韩林德  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黄淑聘 主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岭南文化》(李时权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五邑文化源流》(张国雄 刘兴邦 张运华 区济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广东文化地理》(司徒尚纪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壮族史》(张声震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冼夫人魂》上、中(冼夫人文化研讨会筹备组 编  2001年)

《岭南圣母的文化与信仰)(卢方园 叶春生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百越源流史》(何光岳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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