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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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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灾难的土地,封建的堡垒(一)(转载)  

2009-11-28 16:42:18|  分类: 高州记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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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土地,封建的堡垒(一)(转载)

——有关茂名县茂南地区的一段历史及历史观

 

第一节

千年古县划区建市  贫瘠土地多难多灾(转载)

茂名作为县的建制,始于隋朝,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但作为市的建制,则仅有三十多年的时光。现在的市区,原是茂名县的南部地区。1959年3月22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86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县市行政区划变更的决定,有关广东省县市调整的第34款是:撤销茂名、信宜二县,将茂名县的部分行政区域设立茂名市,其余行政区域和信宜县的行政区域全部合并设立高州县。这是茂名县建制的终止,茂名市建制的开始。

然而“茂名市”这个概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和观念上的出现,比她取得法定和行政建制资格要早得多。1958年,在茂名页岩油厂筹建阶段,就有人提出油厂所在地建市,叫茂名市。当年,广东省有关部门在拟定《有关全面调整县市行政区划方案意见(草案)》时,提出过这样的方案:

1.设电白县。茂名县北部和电白接近,地理风俗习惯相同,为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工业两县合并便于领导,方便群众。合并后,茂名县659272人及电白原有445561人合共1104833人。

2.设茂名市。茂名南部是石油矿区,是重工业基地,为今后大力发展准备好条件和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在茂名南部和电白西部土地面积共7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40万,设立省辖市。

在征求意见中,人们众说纷纭,有主张称公馆市者,有主张称金塘市者、称金羊市者。最后中共茂名工矿区市委征得茂名县委县人委同意提出以下方案报省:(一)市区范围。将原属茂名县的公馆、袂花两个大乡划为市区。两乡共有8个小墟镇21个农业社,农业人口144967人。羊角矿明年开采,以后再研究上报。(二)城市名称:茂名市、公馆市、金塘市、金阳市。这些名称,茂名是封建人物之名;公馆不能代表全矿区,且有官僚气味;金塘也仅是一个矿区名称。我们倾向于取名“金阳市”。意为取自金塘与羊角两个主要矿区地名的第一个字,把“羊”字改为“阳”字,字变音不变,这样名称较明确全面。国务院在审批中认为:“茂名市”的名称,已在国内外实际用开,特别是在对外文件中已使用,不宜改变。故在最后确定为茂名市。在市区范围方面基本同意地方提出的方案。

事实上,据省委决定,1958年9、10月间茂名市区范围已正式划定。原茂名县委县人委于1958年9月21日发出通知:“据省地委决定:公馆乡的全部地区和袂花乡的文秀社划归茂名市管辖。茂名市于10月1日起正式办公,已划出地区内党、政、团体、企业等行政与业务由茂名市委人委领导。”10月28日两次通知:“为适应工农业大跃进新形势,现将原火箭公社的小良划归电白,龙首、澜石划归化县、吴川,其余小乡划归茂名市。”茂名城市筹建处也于10月23日向各有关方面发出通知:“据省委地委决定,茂名市郊区除卫星人民公社所属地区外,火箭公社范围的鳌头、袂花、合岗、石浪等原来小乡全部划归市郊区。上述地区范围内党、政、学校、团体、企业,从现在起全部移交我市。市委各部委、城市筹建处各局、委,应即派人前往洽谈接管。”现在茂名市郊区的8个镇,金塘、公馆、新坡、高山、镇盛、袂花、鳌头7个镇的地域,都是当时从茂名县划出来的。山阁镇则是1979年,由于露天矿扩建舍场用地,并鉴于发展需要,经协商报上级批准从高州县的分界公社划拨过来的。

历史上茂南地区,大体上以原茂名县城为界,从县城以南至鉴江出海口的梅菉、覃巴等地以及今化州的南盛、高州的石鼓、祥山等镇均属原来的茂南地区。这一大片地方土地贫瘠,历史上水、旱、风、虫灾害十分严重,是有名的灾区。这里曾流行这样的顺口溜:地下埋着宝,地上不长草,旱涝风虫灾,穷人把荒逃。

风灾。由于茂南地区紧靠南海,南太平洋吕宋岛东南洋面形成的台风向西北方向移动,经南海直入境内,每年台风季节,飓风从电白一带沿海袭来,茂南地区都不可幸免。据气象部门记载1950年—1985年年的36年间,影响本市的台风共41次,平均每年1.4次。其中7—8级12次、8级6次、9级11次、10级12次、11级14次。台风最早出现时间为6月1日(1958年),最迟为11月8日(1972年)。7—9月是台风频繁季节,占台风次数80%。所不完全统计,有清一代,重大飓风袭扰电白茂名就有25次之多。在那生产力落后,没有什么天气预报,防灾抗灾能力极低的年代,人民遭受的灾难是不堪设想的。如:顺治17年,“秋9月飓风,民舍尽倾,楼堞亦圮。”乾隆18年,“秋9月大风雨,坏城垣卢舍。”乾隆39年,“8月初1日飓风,坏城垣民舍无数,有车轮飞上天,高数丈,移时始坠。塘水吹干,大鱼飞入人家。”特别是乾隆38年,“六月大风雨,拔木毁卢舍,吴川江堤坍,大水没入城门至县署照墙内,居民多淹死,流离失所,满街悲号。”民国23年,“10月1日至3日,茂名飓风暴雨,10月7日至10日飓风,县南新墟、合水、文龙、南宫、白沙、金塘等灾情严重,崩塌房屋三四千间,灾户1600有奇,死13人,伤16人,估计损失财产百余万元。”

水灾。茂名地区受太平洋及南海海洋气候影响,海面湿暖空气经大气环流,在境内产生雨云,形成降雨过程。每年4月至9月间,受台风影响往往出现突发性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有的地区丰水年降水量往往超过3000毫米。4月至9月的汛期雨量约占全年的80%。暴雨中心,日雨量有时达200—500毫米,甚至达800毫米。而茂南地区处于鉴江及其支流梅江、袂花江下游,河道狭窄弯曲,减洪力差,每当台风暴雨季节,上游洪水汹涌而下,茂南沿江两岸低洼地带往往尽成泽国。禾稼受淹,房舍坍塌,人畜遭灾。据载,1840至1949年茂名全市水灾多达87次,平均1.2年一次。其中一般水灾78次,大水灾6次,特大洪水3次。其中发生在4月的11次,5月17次,6月14次,7月10次,8月17次,9月8次。清顺治4年至光绪22年的249年中,茂名县发生的大水灾有34次之多。其中1652、1709两年最为严重。茂名县城、电白堡以及部分墟镇被淹,民房湮没,卢舍崩塌、人畜受害。民国年间严重的水灾有1934、1935、1946等年份。其中1935年10月7至10月,飓风暴雨,茂名灾情严重,崩塌房屋三、四千间。1946年9月大水、晚造禾稻被浸,谷发芽,加之虫害,禾稻标葱晚造减产过半。建国后,1954、1959、1967、1969、1972、1981等年份都发生洪涝灾害。尤其是1976年9月20日受19号台风暴雨袭击,梅江水位陡涨,市区小东江河段的水位达到12.9米,超过警界线3.9米,河西土堤崩缺,百货大楼前水深1.5米。郊区上千条村庄被洪水围困,农田被淹。

旱灾。茂名地区,每年10月至次年3月降雨量少。而茂南地区又是低丘平原,土质多为沙壤土,蕴水性能差,蒸发量大,构成春夏和晚秋旱的特点。茂名一县清康熙到光绪年间,共发生严重旱灾13次之多。还有1644、1651、1764、1777、1854、1944、1946等年份严重蝗害;1654、1681、1682、1854、1855、1856年份大雪;1892、1954、1955、1956的冰冻等旱虫冻之害。

茂南土瘦地干,开发较晚。雍正年间,公馆铁炉山一带仍常有老虎出没。乾隆年间,皇帝有鉴于高州各属荒地多,曾下诏垦荒,允以免税。当时茂南一带村落稀疏。现在市郊区的村庄,大多是近二三百才发展起来的。

公馆,原是一派扶疏树林称扶林(即枫林垌周围),紧靠石车渡口,当年公馆河有船来往于鳌头、澜石、梅菉,过往人多在此停船歇脚或等渡。约500年前,化州姓梁人曾在这里摆个摊子。后来,有个姓李的看中,认为这是发财之地,乃购地建店。这里渡口、码头过往人多,又是高州至水东的中途歇站,店铺日渐增多起来。至清中叶有一官员叫李天一,从高州路过往梅菉,因无处休歇,乃命人建馆接待过往官人。从此,墟市日盛,墟名也以公馆传开,故当地人称“先有扶林,后有公馆”。

金塘,因有一口水塘,原称“崩塘”,传说有人曾在该塘拾得黄金乃改称金塘。清初,金塘还没有墟,只有一间路店。当年人们趁墟,一是到靠近白土村的沉陂墟,一是到尚垌村附近的葵山墟。这两条墟由于墟街浅窄,不适应商业贸易和农产品交换发展的需要,人们日渐向墟外发展;又由于金塘位于今金塘镇广大地区中心位置,在金塘路店的基础上集市日渐发展起来,葵山再也没人去赶墟了,而沉陂也被东北边的陈垌及南边的金塘所代替。葵山、沉陂两个小墟没落了,而金塘却发展起来。

袂花,在清代,这里只是个横水渡。北岸今下黄村处有一山,叫袂花山,因称渡口为袂花渡。当年渡口两边各有小食摊档,北岸比南岸的要多。后来由于过往航船多泊南岸,摊档乃向南转移,店铺也日渐多起来,遂成集市。

鳌头,据说曾因风水先生某次莅临,看中现在鳌头墟一带是“鳌鱼地”,可以发财。有施、吴、马、罗、温五姓人氏,看到这里紧靠河边渡口,过往人多,便搭起茅房经营小买卖;生意日旺,乃选地建店,经风水先生测定把店房建在“鳌鱼头上”。日后商客云集,墟市渐成,鳌头之名遂闻于远近。

市区许多村庄,也都是清中叶以来,由于人口繁衍,农业发展,逐步形成聚落的。如梅里坡,本是块荒坡,300年前,首先有一户来自澜石的梁姓居民在这里垦荒,种上柑子,每当果熟,猫狸即蜂拥而至偷食之,猫狸坡遂出了名。梁姓人垦耕落户,人口繁衍,自成村落,恶猫狸之名,乃改梅里坡。再如新坡镇的车田村,本是个水车位,200年前,合水人柯某为便于垦耕,乃合家迁到水车边居住,经二百年来子孙传接,村落继成。邦缺本是个田缺,原叫崩缺,还有大杆车、石车、鱼狗位、高岭、低山等村庄,莫不是近一、二百年随着垦耕而创建。茂南地区人口的增长,村落的增多,土地的开垦,砍柴割草,植被也相应受到破坏。许多地方已是山上无林,地上无草,山秃土裸、水土流失。从袂花的铜鼓岭至黑泥塘、龙均坡、新塘仔、香山坡一带,横直八公里范围发生片蚀,石子突露;石仔岭发生崩塌侵蚀;龙狗岭一带沟蚀深度达10米,宽40米。侵蚀结果,使农田被沙石埋没,干旱的土地更旱。解放前夕市郊只剩下2000多亩的祠堂林和庙宇林。山阁的飞鼠岭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解放后多次造林均告失败。后改用工程林方法,才将这块不毛之地绿化起来。

干旱,使当地农民无法耕种,除少量河边低洼地能种水稻外,其余的“田”只能旱播。春天来了,把红谷、小米、杂谷等旱作撒到地上,便等待“天公赐福”了。但种子播下后往往收不回来,年成好时,红谷有百十斤,小米之类有数十斤是最好的了。许多地方地下无水,地上无井,一个村子或几个村子的人,共用一口水塘,人畜共用;饮食、洗衣、冲凉,都在这口塘。炎夏,老牛苦役之余,也都到水塘里凉快一番。天旱了,水塘的水遽减,塘水的使用还要诸多限制。有的村庄无水井也没有水塘,要跑到数里以外的河沟去取水。遇上天旱,往往一盆水多次使用:洗米——洗菜——洗碗——煮猪食充分利用,不敢浪费。这里许多村庄都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岭(村),担水担断颈,砍柴砍断勾刀柄”;“有女莫嫁××村,一年两造捣泥团,石竹担湿(竿)担到断,牛皮裤裆磨到穿。”用水之难,耕作之苦,可以想见。遇上大旱之年,河干井枯,人们只好到干涸的河底或水窝里再挖水窝,用木杓一杓一杓把水打起来,用盘子盛着节约俭用。金塘镇有个村子,某年大旱,全村人在河底挖了一个窝,每天24小时派三个人轮流守护,实行按人定量分配:一人户每次2杓,二人户每次三杓,三人户每次4杓。水比金子都还要贵。为了水,往往造成村族纠纷,导致流血死人。有一年,金塘地方连续发生29起争水械斗,死伤25人之多。绿塘村与黎湖村,为争一个小水窝,一年内曾先后相互械斗三次。许多地方,久旱不雨,土地龟裂,禾稼干枯,只好把命运托附于龙王爷,祭神,打醮,赶旱佛,做牛福。双山管区有个村子叫东镇村,最初,一户姓宁的迁来居住,因土瘦地干,“揾不到食”,人也绝了。后来姓车的迁来垦耕,干涸的土地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喜悦。种出的番薯“皮似竹壳,心似墨”,放进嘴里舌头痹。有的人感到心寒,迁走了。留下的人为制服旱魃,在村后背岭立了一个“龙石”,每逢天旱,则各家各户科钱请道士,宰牛祭神,全村老幼从早上八时便齐集龙石面前,一律要露头顶天,让烈日曝晒,跪拜号哭,表示虔诚祈求“黄天降雨,救济良民”。听说有时似乎有点灵,因而吸引附近的村民都赶来拜祭求雨;也有不少人远道而来,请到菩萨驾在背上,伏地趴行,呼号痛哭,求黄天庇佑,求龙王降雨,哭声凄厉悲惨,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可是,龙王爷除偶尔滴几点同情泪之外,似乎无能为力,旱魃根本没有赶走。这个村子的人,至今已相传20代,经历200多年,但到解放时还不满20户,种的番薯依旧是竹壳黑心痹嘴的,村里人住的清一色泥土茅房。村子因求雨出名,人们都叫它求雨岭,而其本来的尊号却鲜为人知了。

饥荒和瘟疫。茂南地区饥荒和瘟疫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所史志记载茂名县在清末及民国期间鼠疫流行十分严重。清康熙51年,茂名县大饥,继以大疫,死亡过半。从清光绪9年到宣统1年,茂名县的鼠疫流行一直未曾停止。光绪17年夏,茂名郡城内外死人多达3000。光绪26年夏,全县死人特多,人口大减。光绪34年春,城中鼠疫大作,知府英麟也因疫暴死。解放前茂南地区鼠疫一直流行不断,公馆西部地区有条村子,曾因鼠疫死人很多,活着的也逃开了,村中一度空无人烟,人称光头村。1906年,鼠疫流行,龙首村死18人,文屋村有8人因疫暴瘁。1917年,鼠疫流行,彭村死200人,文运村死17人。天花和霍乱也是这里的多发流行病。从光绪至民国一直流行天花,“光绪22年至民国24年四乡患天花死亡400人。光绪年间本已有”种痘“的预防手段,但每人要收一块光洋,贫苦的人是难于“享受”的。民国期间霍乱疫情屡有发生。民国32年1月,卫安乡山秃村霍乱流行死亡30多人。有的年份鼠疫、天花、霍乱齐发生。如民国11年、12年,先是天花、鼠疫,次年则霍乱鼠疫同时竟发。因无疫情管理记载,死人多少也无从知晓。

严重的自然灾害往往伴随着社会饥荒并发,有史可查的茂名大饥经常发生,从清顺治年间至民国年间,史志载明茂名县大饥的年份即有20多次。如康熙年间52年(1713年),茂名、化州发生大饥荒,大瘟疫,死人过半,地丁钱粮及各年积欠赋税均免。咸丰7年(1857年),茂名四县同时发生大饥荒,斗米千钱。光绪27年(1901年),茂名、信宜大旱,晚造欠收,斗米售价1500文,农民饿死于路旁。民国28年(1939年),四县严重干旱,田地龟裂,禾稻失收,大批农民外出逃荒。民国36年(1947年)夏,蝗灾,禾穗、茅草簕角多被吃光,是年饥荒,饥民载道,人多流亡,茂南尤盛。整个国民党统治后期,由于天灾、人祸、茂名及周围地区饥荒连年不断,哀鸿遍野;特别是干旱最严重之年小河断流,竹林抽籽,传说曾饿死上万人,逃荒者达数万。解放初期,1954、1955年连续两年霜冻,冬薯失收,接着又大旱,茂南地区由于某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导致灾荒,个别地方也曾出现饿死人事件,当年有失职行为的县区干部都受到撤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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