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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制造

孤独是思想者的宿命,思想是孤独者的狂欢

 
 
 

日志

 
 

边疆族群.国家认同.文化创造(转载)  

2009-06-24 12:53:49|  分类: 狼兵家族史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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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族群.国家认同.文化创造(转载)

——以一个俍兵家族的变迁为例

[摘要] 明清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使岭南的族群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广西俍兵利用动乱的环境和国家“以夷制夷”的政策,不仅使自己在地方族群与资源竞争中获得优势,而且实现了由“蛮族”到“编民”身份的转型。与一般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的焦点不是边疆族群的“汉化”过程,而是尝试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野,以韦氏俍兵家族的兴衰为例证,来探讨在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中边疆族群的身份变迁及其应变策略。

 [关键词] 俍兵;认同;文化

明清以来,南方边疆族群与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迁。从明中叶开始桂西土司地区大量的俍兵及其家属随官军东征[1],他们在桂东、粤西各地屯田戍守,繁衍生息,而最终被“同化”。[2]东迁俍兵家族由“蛮族”到“编民”身分变迁的历程,既是明中期以来社会历史变迁的反映,也是边疆族群面临新的环境而采取的文化策略。《高州黄塘韦氏族谱》[3](以下简称《韦氏族谱》,是光绪年间高州市平山镇河口村十五世子孙所编撰)记叙了一个东迁俍兵家族的变迁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个案。本文即以韦氏俍兵家族的变迁为例,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来探讨在与国家互动过程中边疆族群的变迁及其文化创造。

 

一、国家认同

俍、傜、僮是明清时期岭南除了汉人外最有势力的三大土著族群。在当时士大夫、文人的记载中,尽管俍与傜、僮在种类上均属“蛮族”,但是由于地方族群在国家认同上的态度表现不一,因此,他们被贴上不同的标签,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在明代,傜、僮一般分布在桂中、桂东和桂北的“非土司地区”,但他们没有“归附”,因而被视同“化外”之民。在文献记载中,经常连在一起,并称为“傜僮”,清代毛奇龄就认为他们“虽种类不一,而总名傜僮。”[4] “傜僮”显然是被当作同一个族群符号来看待。从居住地域上看,“傜僮地,隶之流官。”[5]虽然如此,“傜僮”还是被视同“化外”,原因正如《广东新语》所言:“傜僮傲恨王法而自异齐民,皆外于圣人之教,明王之治者也,故外之。”[6]也就是说,他们不接受教化,不认同国家,所以,明清时期的“傜僮”就化约成一个边疆“化外”族群的符号,成为王朝剿抚的对象,倍受歧视和镇压。

反观俍人,在明代是桂西左右江、红水河流域土司地区的土著,虽隶属土官,但早在明初他们就已经认同国家,交粮纳税。《蛮司合志》记载:“洪武元年,左江太平府土官黄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彦皆赉印降。”[《明宪宗实录》记载:“广西左右两江土官衙门,向来皆服调遣。”[7]正因为如此,明王朝亦把俍视为国家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和依赖的对象,采取“以夷制夷”策略,“凡征剿傜僮山巢,多用俍兵。”[8]

由于俍与“傜僮”在认同国家及其文化上的差异他们就这样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王士性说:“僮性稍驯易制服,缘近民为城中人佃丁也;傜性最恶难驯;俍则土府州县百姓皆俍民,衣冠饮食言语颇与华同。” [9]这样的描述不一定符合事实,但是却道出了当时俍与“傜僮”被置于对立地位的事实,以及他们与国家关系密切的不同程度。傜僮所在为贼,而俍兵死不敢为贼者,非俍兵之顺,而傜僮之逆,其所措置之势则然也。俍兵地,隶之土官。而傜壮地,隶之流官。土官法严足以制俍兵,流官势轻不能制傜僮,莫若割傜僮地分隶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傜僮皆为俍兵矣。”当然,“傜僮”只要认同国家,其身份就可以改变,可以变成像俍兵一样被国家所承认。嘉靖《南宁府志》记载:“俍兵亦傜僮也。傜僮所在为贼,而俍兵死不敢为贼者,非俍兵之顺,而傜僮之逆,其所措置之势则然也。”[明代名将谢希仪上书指出:“以国家之力制土官,以土官之力制傜僮,皆为俍兵,两广世世无患矣。” [10]这正是明中叶以来,国家治理南方边疆族群的思路和对策。

 

二、俍兵东征

明中期以来,在岭南以广西大藤峡为中心的“傜乱”波及到粤西,平定“傜乱”成为两广共同面临的问题。由于广东地方军力不足,朝廷只好向广西借兵,因而形成了广东出钱,广西出兵的模式。《高要县志》记载:“两广依山枕海,常年傜僮俍贼出没于各山,近则倭夷跳梁于海峤,息氛定难,匪兵曷先。每遇赋发,必调广西俍土官兵。先年军门令行,土官用命,凡剿山贼,所向无前。贼闻俍兵震怖不惶,有死与走,无拒敌者,故议者谓两广军门取钱粮于广东,资劲兵于西粤,兵食相济,安攘兼资。”这则史料反映了当时两广的基本特点。时人议论说“两广军门取钱粮于广东,资劲兵于西粤,兵食相济,安攘兼资。”[11]

俍兵世居的桂西地区石山多,耕地少,自然生态恶劣,属烟瘴之乡。嘉靖《广西通志》记载:“夫广西荒裔也。其地脊而险辟,如石田无所用之,且多山林。”[12俍兵希望通过战争获取实际利益,因此,地处珠江中下游流域的桂东、粤西地区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成为俍兵觊觎的对象。隆庆年间有大臣上书说:“盖土官以得地为利,而古田素称膏腴,尤其所觊觎也。”

俍兵成为王朝武力征服与镇压“瑶僮”的主要依靠力量。于俍兵而言,他们利用国家资源,通过战争获取实际利益,以改变身份地位。军功、奖赏、战利品,土地、资源、移民,对人多地少、环境恶劣、土地贫瘠的左右江俍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俍兵进入广东,始于正统年间的“黄萧养之乱”, 《明宪宗实录》记载:“广东地方自永乐、宣德以来,索称殷富,间有土贼,随剿随灭,不为大害。自正统十四年黄萧养作耗,调发广西土兵征剿,因见民物繁富而武备不修,自此始于劫略,然不过五、六十人,或百余之。” 俍兵大规模进入广东,则是大藤峡“傜乱”之后,当时靠近大藤峡的“广东如高、雷、廉、琼、肇庆五府地僻民希”,致使“傜僮”得以乘机而入。有鉴于此,名将韩雍在平定大藤峡“傜乱”后,随即挥师东征,俍兵也被征调随行。康熙《广东通志》记载:“时高、肇、雷、廉为流贼所劫掠,百里无人烟。雍调湖广茅冈土兵号钩刀手与广西田州、泗城土兵,遣瑄偕信将之。”[13]

韦氏俍兵就是这时候从桂西土司地区田州征调来广东高州茂名一带镇压“傜乱”的。《韦氏族谱》开篇写道:“始祖讳昊公,本贯西粤田州府归德州之俍籍人也。有明之季,高凉草寇猖獗,诸属官军屡锉,莫敢撄其锋。大明成化二年,特旨调用我祖来于高郡,南征北剿,叠建功勋,名垂竹帛,草寇闻风鼠窜,不敢更生觊觎。”虽然族谱的记载往往夸大其词,但基本事实还是可信的。明代桂西的田州俍兵是闻名遐尔的土司民兵武装,被誉为“诸土司惟田州、泗城最强,南丹次之。田州临大江,地势平衍,沃野方数百里,精兵万人,一呼即应。”[14]万历《殿粤要纂》也说田州“额调征兵一万名。”[15]

韦氏俍兵就是这时候从广西田州征调来广东高州茂名一带镇压“傜乱”的。《韦氏族谱》写道:“始祖讳昊公,本贯西粤田州府归德州之俍籍人也。有明之季,高凉草寇猖獗,诸属官军屡锉,莫敢撄其锋。大明成化二年,特旨调用我祖来于高郡,南征北剿,叠建功勋,名垂竹帛,草寇闻风鼠窜,不敢更生觊觎。”虽然族谱的记载往往夸大其词,不完全可信,但求证于正史,这段记载基本属实。

韦氏的一世祖韦昊,是成化二年率田州俍兵到广东高州茂名平叛的一名“俍总”。 “俍总”就是带领俍兵的大头目,握有统辖一方俍兵之大权。[16]万历《高州府志》记载:“茂名俍兵六百六十名。”[17]《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茂名俍二十七寨,招主三名,领兵八百三十九名。”[18]可见明清驻守在茂名县一带的韦氏俍兵人数在八百多人到六百多人之间。

由于官兵和俍兵对桂东、粤西一带的傜人进行血腥镇压,使傜人遭受了空前的劫难。但是在俍兵看来,他们镇压“傜乱”是报国立功。《韦氏族谱》记载:“(景泰)四至九年,杀贼首黎通天、黎忠亮、廖公广,赴解廉高二府,杀贼首三十六功,报国立案。”“黄应科带一百零六家,韦金管令、韦道把总前去广东罗定州泷水县、阳春县、罗定县、高州府茂名县、信宜县等地三十六寨护民耕守,杀贼九十六功,活捉贼首黎通天等、废贼五百零六人,报国立功。”

由于“傜乱”持续不断,在用俍兵剿的同时,明朝也用抚的手段。成化年间,高州知府孔镛的招抚最见成效。《明宪宗实录》记载:“广西蛮贼犯境,(孔镛)辄身先士卒往御之,不避艰险;或躬入贼巢抚谕之,多所感化。”孔镛招抚之后,“高州流贼感泣求降。”傜人归化后,孔镛在傜人的聚居地建立了傜寨,使高州境内的动乱逐渐平息下来。战乱的结束,使俍兵因此失去了用武之地,其政治地位随着军事地位的失去而日趋低落。

 

三、俍田与俍藉

俍兵在桂东、粤西血腥镇压“傜乱”之后,便占据地方要隘,“立堡耕守”。韦氏俍兵镇压高州“傜乱”后,朝廷赐给世袭“千户侯”和俍田,从此他们在茂名黄塘甲朗韶乡安家落户。《韦氏族谱》记载:“四境既靖,我祖决志凯旋,时当督抚拜奏,恐回师寇反,遂不果归随。蒙皇帝恩宠,赐世袭千户侯,拨朗韶田米一百肆拾石奇,以为我祖犒赏军需,留高待用,镇守猖獗,有事则听调从戎,无事则务农守隘。我祖以普天率土之义,遂卜筑于黄塘甲朗韶乡焉”。

俍田是官府划拨给俍兵耕种的田地,是俍兵生存的物质保障。俍田可以减免赋税,以便养兵。乾隆两广总督班第奏言:“明成化年间,令俍、傜兵丁分守要隘,拨田耕种,蠲徭薄赋,名曰俍田、傜田。各兵后人承田充兵,粮饷不费,足资捍御。”[19]《高宗实录》记载:“广东西部傜僮错居,土司环绕。向来汉、土各属,于额设营汛外,又设土兵暨俍兵、堡卒、隘卒等项,每属自百名至数百不等,给有军田,轻其粮赋,平居则耕凿巡防,有事则征发调遣。”  俍田可以世袭,子承父业。《廉州府志》记载:“盖被先人当日荷戈御寇,故后裔犹得世食其土,今俍傜各户,服先畴者,固不乏人,而典当失业者,亦复不少。”[20]

至于茂北韦氏俍兵的俍田有多少,族谱没有详细记载,我们只能根据邻近地方俍兵的人均拥有俍田来推断。据地方志记载统计,连平俍兵人均俍田约30亩。[21]合浦俍兵人均俍田大约25亩。[22]《世宗实录》记载:“有富禄、常安(今均属鹿寨县)二镇设有俍兵守隘,每名各给兵田二十亩。” [23]由此可知,各地俍兵人均俍田大约在20-30亩之间。我们以人均25亩计算,茂名韦氏俍兵最多时有839人,拥有大约20970亩俍田。

俍兵获得俍田以后另立门户,被编入俍藉,与国家编民不同,被称为“俍家”。《蛮司合志》记载:“俍兵则择取诸俍,提调编保,别给田任种,且耕且戍,谓之俍家。”[ “俍家”不受当地官员管辖,依然由土酋管理。《罗城县志》记载:“广有傜僮出没,耕夫释来,一有征发,辄藉俍兵,事平之后,藉俍兵为守,统以土酋,仍以其地界之官,不爱阡陌之产,以养战士。” [24]。东迁俍兵大多以屯田为主,所以有时又称作“耕兵”。俍兵携带家眷戍守,他们往往聚族而居,自成聚落,称作俍寨。《韦氏族谱》记载:“(天顺七年)拨兵黄平、黄忠、黄盛、黄质、韦金、韦高、韦副、韦宁、韦安、韦道、韦应顺、韦道远等九百六十二家,并妻子前去东西征剿贼寇。”光绪《容县志》也有类似记载[25],印证了族谱的说法。《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茂名俍二十七寨,招主三名,领兵八百三十九名。”万历《高州府志》记载:茂名俍兵660名,分布在17个人数30至60人不等的村寨,这些俍寨均有头目管辖。

由于国家的支持,使俍兵合法地占有当地的荒地。不仅如此,俍兵来到粤西,必然与土著族群引起资源的纠纷。弘治巡按广东御史田生金奏云:“广西归德州俍目黄贵屡持伪契越界混争罗定四十年承粮之田业,节经官断无据,贪谋未遂,适各兵抽调征黎之时,遂聚众扬旗,放炮传箭封刀,以从征为名,以争田为实,由是傜僮附从,不过数日,有众二千,焚劫掳掠。”资料反映了俍兵与土著争夺田地资源的历史事实。

 

四、身份变迁

清朝初期,经过官兵和俍兵对傜的大规模镇压与招抚教化之后,两广地方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傜已经不再成为高州北部的主要动乱根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特定的社会动乱年代中诞生的俍田俍兵俍藉体制,在和平年代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雍正时期俍田俍兵俍藉的被淘汰,既是国家“改土归流”制度的结果,也是明中叶以来它们自身发展变化的必然,是俍兵在太平盛世被边缘化的必然结局。以往的研究往往过高估计了王朝“改土归流”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这是值得商榷的。必须看到,原来的俍田俍兵俍藉这一套体制,已经不合时宜。制度环境的变化,使俍兵再次主动借助国家力量获得编民资格,这是他们身分变迁的关键步骤。

明末清初,一朱姓富豪占据了韦氏的俍田。“俍总”韦翅鸣上告县令失败,于是韦翅鸣冒险率俍兵千余人进犯高州城,事败后被擒获诛之。[26]结果,遂抄三族,各房子孙逃散甚多。韦氏的俍田受到侵犯,告状又得不到县府的支持,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标志着俍兵地位的下降。

清前期俍兵体制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随着时代的发展,俍兵内部的不断分化,俍田有的被侵吞,有的被典卖,背离了俍田养兵的初衷。《仁宗实录》记载:“据御史孙升长奏,广、贵等边省州、县,有设立俍兵之处,分以俍田,俍田之粮比常额较轻,其人隶州县当差,地方官春冬查阅,近恐有名无实等语。”[27]乾隆时廉州府知府报告:“今俍傜各户,服先畴者,固不乏人,而典当失业者,亦复不少,俍田本膏腴,粮赋又轻,遂有豪强兼并之事。”[

俍兵原来不过是一介武夫,在官府眼里被视为“不识诗书,不明礼义,俍悍成性。”[28]清政府大力推行教化,允许他们的子弟读书应试。康熙五年两广总督卢兴祖疏言:“广东西部土司俗无礼义,尚格斗,争替争袭,连年不解。夫更化善俗,莫先于学校,请令各土司子弟愿习经书者,许在附近府县考试。”俍兵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响应号召,“弃武从文”。《清史稿》记载:“广东有俍、傜、黎种。俍世居茂名,今附民籍,读书应试如平民。”[29] 据《韦氏族谱》记载,明末清初的韦翅鸣本身就是一个县学生出身。他文武全才,十五岁时进郡庠生。俍兵原来以武力发家,现在转而读书应试,这种转变意义重大。此后,他们也可以和平民一样通过科举而走上仕途的道路。

至雍正年间,额尔泰在西南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余波所及,高州韦氏俍兵没能幸免。雍正十年茂名韦氏家族的“千户”世袭最终被废除,韦氏家族随之失去了世袭“俍总”的权力。《韦氏族谱》对此哀叹:“迨世宗宪皇帝之十年,府县蒙混不知我祖两朝汗马之功擅详。督抚遂汰俍籍而归民图原非。圣朝谕旨恢复自应日凡我子姓孙曾,亦惟藏器待时,以前人之功勋累世常为思念,永世守勿替焉。” 雍正以后,俍兵失去了俍藉而获得了国家编民资格,成了平民百姓。对此,《韦氏族谱》记载:“清国又化我祖籍,沦落平民无官袭,茂北自古凄凉境,也变繁华万业兴。”从1466年至1733年,韦氏“千户”世袭时间达267年,跨越明清两个朝代。这段时间也是俍兵最为辉煌的时期。

清中后期,在地方志和文人著作中,俍转化为“民”的记载不胜枚举。光绪《北流县志》记载:“俍兵惟岁给土食,支更值宿,迄今涵濡圣泽二百余年,于兹夷风悉化,俍人与汉人无异,几不知有俍人矣。”[30]《广东新语》记载:“粤东惟罗定、东安、西宁有俍人,盖从广东西部调至,征戍罗旁者,族凡数万,每人岁纳刀税三钱于所管州县,为之守城池,洒扫官衙,供给薪炭,性颇驯畏法。”光绪《高州府志》记载:“今国家历圣相传,承平日久,异类革心,俍傜就试,久已尽编为民,无庸尚存俍傜僮之名色,使自外于教化也。”[31]这不仅了表明迟至光绪年间,高州俍人已经尽为“编民”,而且从“无庸尚存俍傜僮之名色”的观念中,反映了士大夫、文人已经承认了这个事实。

 

五、文化创造

从俍到“民”身份的获得,不仅取决于国家对俍兵的编民资格的认可,还取决于俍兵自身对编民身份和汉文化的认同。俍兵是有实践能力的主体,他们能够顺应时代变迁,主动创造出与自己编民身份相符的文化,以便在地方族群与资源竞争中继续占据有利地位。这在《韦氏族谱》的历史意识中明显表现出来。

《韦氏族谱》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光绪年间,反映了清后期韦氏俍兵后裔的历史意识。韦氏家族《史诗》写道:“我祖官至冠称侯,来自桂西蛮荒地,史称俍人国大明,其实也是汉相裔。若问乍化南越人?千年流徙方归栖,尔后又迁向东方,落在高凉古郡籍。韦氏汉唐显贵戚,郡望京兆长安畿,世世代代相富贵,诗书礼义沿相习。”《史诗》反映了韦氏后裔在寻根追祖,认同祖源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承认先祖来自“俍人国”,另一方面,他们又和其他桂西俍人一样,攀附中原汉族,认为自己“其实也是汉相裔”。

岭南的土著族谱中普遍存在有“祖先重构”现象,大多数宗族关于祖先定居历史的记忆和叙述是令人存疑的,这些宗族的祖先并不一定是来自中原的移民,他们实际上更多是本地的土著。这些宗族的部分成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操控着他们认作国家权力的象征,加上他们自己的创造,建立起自己在帝国秩序中的“合法”身份,通过贴上了“汉人”的标记,他们与当地其他原居民划清界线。[32]《韦氏族谱》记载的祖源故事,与壮族族谱中普遍流传的“山东青州”传说是同一个模式。当今壮族的族谱,基本上不承认他们的土著身份。在族谱他们大都攀附汉族,宣称来自山东青州府白马巷,并且编造了其祖先在南宋时跟随狄青南下镇压侬智高“叛乱”后留守广西地方,繁衍后代的故事。[33]所谓的“山东青州”传说,都是他们历史观的表达,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俍兵的实际社会地位。通过在族谱贴上“汉族标记”,韦氏俍兵进一步与“傜僮”划清界线,这是俍兵在脱离俍藉后企图获得编民身份的一种文化创造。

《韦氏族谱》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光绪年间,反映了清后期韦氏俍兵后裔的历史意识。韦氏家族“史诗”写道:“我祖官至冠称侯,来自桂西蛮荒地,史称俍人国大明,其实也是汉相裔。若问乍化南越人?千年流徙方归栖,尔后又迁向东方,落在高凉古郡籍。韦氏汉唐显贵戚,郡望京兆长安畿,世世代代相富贵,诗书礼义沿相习。”“史诗”反映了韦氏后裔在寻根追祖,认同祖源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承认先祖来自“俍人国”,另一方面,他们又和其他桂西俍人一样,攀附中原汉族,认为自己“其实也是汉相裔”。岭南的土著族谱中普遍存在“祖先重构”现象。《韦氏族谱》后来经过多次重修,应该说“汉族意识”越来越强烈,但是这种历史事实与“祖先重构”的矛盾心态还是随时显示出来,比如韦氏新修的族谱对自己家族究竟具有什么民族成分,还是有疑惑的。新修族谱写道:“年年来拜春分节,述述祖史众来听,人间亦是沧桑变,我是汉壮谁分明?”

《韦氏族谱》的这种矛盾心态其实反映了东迁俍兵具有的多元文化特征。一方面是他们认同了国家和汉文化,因而变得“非汉而汉”;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完全割断作为俍人的文化“传统”,结果显得“似汉非汉”。清中期以后,不论是自我认同还是在士大夫文人的眼里,俍与“民”已经难解难分,俍兵作为族群符号逐渐在史书中消失。尽管如此,俍人、俍兵的后裔在日常生活中,至今依然保留着的一些俍文化的信息。据调查,茂名当地的一些庙宇,还供奉着桂西土司岑氏偶像,韦氏族人在春分而不是清明节祭祖,他们的葬礼不按汉人习俗而是在嬉戏中进行,等等。[34]从这些习俗我们看到了俍的某些“传统”,当然这些所谓的“传统”已经改造过了,如同他们所接受的汉文化,也是被改造过的一样,其目的都是为了适应新的身份与社会地位的需要。

总之,明中期以来,大量的桂西俍兵在桂东、粤西常年戍守,繁衍后代。在经历了几百年的社会历史变迁后,如今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个中缘由从韦氏俍兵家族的变迁可见一斑。当然韦氏俍兵个案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全部的答案。我们注意到,明清时期桂西的俍人也认同国家,而且改土归流后多数俍人最终也变成了编民,但由于地域与历史的差异,比较起来,桂西俍人的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因此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传统,而东迁的俍人在新的环境中经历了社会与身份的双重变迁,他们更多地认同了汉文化。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时,“傜”变成了瑶族,“僮”变成了壮族。俍则分成两部分,桂西俍人的后裔认同了壮文化,自报成壮族人,他们和“僮”一起构成了今天壮族的主体;而东迁桂东、粤西的俍人、俍兵的后裔大都认同了汉文化,自报成汉族人。[35]经过明清几百的社会与族群的变迁以及他们的文化创造,最终形成了今天岭南民族分布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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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扬霁.(光绪)高州府志[M].卷十七.  

[32] 萧凤霞(美),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3).

[33] 濑川昌久(日).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34] 小宝.河口村文化的考察[EB/OL].http://xiang2000.51.net/gz-hekou-9.htm,2006-07-20.[35] 黄光学.中国的民族识别[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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