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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制造

孤独是思想者的宿命,思想是孤独者的狂欢

 
 
 

日志

 
 

高州与容县民国人才崛起的对比分析  

2009-06-24 11:51:35|  分类: 高州记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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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与落幕

——高州与容县民国人才崛起的对比分析

 

早前想单独对民国高州人才崛起的原因做一个分析,展开地图一看,眼中一亮,发现在民国时期,高州与其相邻成片的广西容县、北流、陆川和广东的罗定、信宜地区,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一个人才爆发的历史过程。这一片地区地理、语言、风俗、文化、历史相近,因此我尝试对此做一个跨省域、地域的历史人文分析,以期得到一个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民国时期,广西容县的精英人物在这片地区中最为耀眼,在两广也没有哪个县市能与之相媲美。它涌现了省主席(省长)5人,厅长(含相当职级)21人,县长99人,集团军、兵团总司令2人,副总司令5人,军长13人,副军长3人,师长5人,副师长9人,旅长6人,团长85人,县长99人。军职人员中获上将军衔9人,中将军衔15人,少将军衔52人。著名者有黄绍竑、黄旭初、夏威、何柱国、韦云淞、叶琪、罗奇、苏祖馨等。

据我所能掌握的资料,在这个地区居于其次的是茂名县(主要包括今天高州县、茂南区),有县团级以上116人,其中省主席(省长)3人,厅、市长3人,县长44人,集团军、兵团总司令1人,副总司令3人,军长1人,副军长2人,师长2人,副师长4人,旅长5人,团长、副团长36人,其他处级16人。军职人员中获中将军衔9人,少将军衔24人。著名者有杨永泰、梁华盛、邓龙光、陈沛等。

其他几个县的资料不是很齐全。信宜有林云陔省长1人,梁汉明等中将5人,梁若谷、林时清等少将9人,其中军长1人,副军长1人;罗定有蔡廷锴等上将2人,区寿年、王作华等中将6人,沈重熙等少将6人,其中集团军总司令、兵团总司令2人,兵团副总司令1人,军长4人,副军长1人,师长1人,副师长1人。北流县有俞作柏省主席,李明瑞广西行署主任(相当于省长)、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俞作豫红八军军长,梁朝玑中将军长,罗震南少将7人;陆川有廖磊上将、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主席,吕焕炎省主席,林虎军长、吕芋农少将,李瑞金少将等人物。

除了军事人物之外,此地区产生的文化、科技等精英人物也为数不少,包括建国前后,比如容县的广西大学校长盘祁珠、剧作家封凤子,茂名县的丁颖学部委员(院士)、画家丁衍庸,北流的国学巨擘陈柱、党鸿辛院士、北梁(思成)南冯中的土木建筑学家冯介、广西区政府副主席李殷丹、邮电部长钟夫翔、教育家陈一百,陆川的李京文院士,信宜的甘子钊院士、中央党史办公室副主任廖盖隆、教育部副部长林砺儒等,可以说人才发展是全方位的。

邓定旭在他主编的《容县名人传记》的概述中对容县涌现如此之多的民国名人叙述到:清朝是容县出人才较多的朝代,有进士15人,举人114人,任州官18人,县官23人,“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依然是最重要的因素”。清朝容县有识之士倡办宾兴馆,对容县人才成长起了重大促进作用,他们对应考人员进行招待和资助,考中文武举人、进士的还送给“花红银”。清末至民国初期是容县历史上教育空前兴旺时期,仅考取国内黄埔军校等著名学校学生170多人,出国留学110多人。

兴办教育确实是这个地区人才不断涌现的共同的最重要原因。岭南一直是中国偏远落后的地区,但是岭南处在经济、思想开放的前沿,与国外有更多的接触,容易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因此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有所南移,岭南成为近现代中国革命的中心,这些条件促使岭南人才的大发展,造就了许多人才。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特别是对岭南军事力量的崛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就是主要以粤军、桂军等南方军队为主构成,新桂系凭借北伐,力量伸展到北方的舞台,从而演出了他们二十多年在中国历史当中浓重的一幕,而容县人正是新桂系最重要的构成。

当然处于岭南这个有利的大环境当中,以容县、茂名县为中心的这片地区,还有着自身特殊的因素影响着人才的发展。

我们还是再看看邓定旭在《容县名人传记》的分析。民国是容县出“官”最多的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具备了出大批将官的基础,即清末民初有众多志向高远到外省、外国留学,知识丰富的青年,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二是遇上当官的大机遇。容县大批学有所长的青年从学校毕业之时,正是军阀混战、全民抗日时期,战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但同时也给有志报效国家和民族的有学识、有勇气的人创造了拼搏成名的环境使英雄有用武之地。三是勇敢拼搏,视死如归。中是有到他乡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五是长辈爱惜人才,体现在为送子女读书,不惜节衣缩食、东求西借,有能力的长辈同乡尽力举荐入学,举贤不避亲。这一时期的容县名人有以下特点:一是文化水平较高,二是具有强烈的拼搏立功精神,三是团结互助,四是受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教育很深,五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为家乡的安宁不惜血汗、不惜生命奋战。

邓定旭的分析未免有些过誉,把容县的精英人物的思想道德水平看得过高。他已经分析得比较透彻,我再对此进行更加深入一点的历史地理人文分析。

 

一、地理环境。这片地区有着共同的地理环境,主要是山地丘陵所占的面积比例较大,自然条件不算太好,在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现有的耕种土地难以养活那么多人的时候,唯有向外发展。所以像容县、信宜都是著名的侨乡,容县30多万的华侨,信宜有16万的华侨。这样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人的性格,所谓仁者爱山,人们性格纯朴淳厚,正直粗犷,勤奋勇敢。

二、人文。这一地区历史上早期是骆越和瓯越民族,汉朝到隋唐是俚僚的统治地区,俚僚几个大家族瓜分了势力范围,之后在中原政权的强力侵入之后,俚僚消失形成了粤语民系。这一地区的主要语言为粤语,而且粤语次方言也十分相近。

到了明清两个朝代,这里是瑶族动乱最为严重的地方,政府发动了庞大的军队对瑶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并从桂西派遣了不少的狼兵来驻守,而各县又建立了的守御千户所派兵驻守,瑶族、狼兵、守御千户所兵士的存在,都造就了人们尚武精神的传统。

这里是各民族民系交汇的地方,土著的百越民族及其衍变成的粤语民系,来自桂西的狼兵(壮族),守御千户所的北方军士,还有数量不多的福佬民系。特别是清朝客家民系大规模迁徙到这里,信宜、陆川、北流、罗定、茂名(高州)等地形成了客家人分片聚居的现象,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这里的客家人最积极参与,加上陈金釭大洪国起义、李文茂陈开的大成国起义、凌十八起义、范亚音起义等都集中发生在这里,更加加剧了民族矛盾,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他们向崇尚武力的方向发展。于是在民国时期,人们积极参加军队,祈望在军队建功立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因素。

三、历史环境。容县涌现的精英人才,也在于有了新旧桂系这个集团在中国的崛起,这是民国初期中国政治中心南移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从而导致广西大批精英人物的涌现。新桂系的主要首脑正是产生于桂林和容县这两个地区。

同时容县人提携本县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乡情起着一个重要作用。

四、政治。容县、茂名县分别是两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是府州的驻地,这样这两个地方有许多教育、经济、人才资源会汇集到这些地方,因此容县、茂名在这片地域就显得更加突出。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中心依然会移向中原地带,现代中国社会就是如此,政治中心北移后, 岭南虽然在经济上蓬勃大发展,但是广东广西的政治影响力还是日益在减弱,这确实是现实。随着民国的被取代,民国的那种军阀势力在地方做大的情况已经消失,军人势力主导中国政治的情形也消亡。在整个民国时期,民主政治没能完全在中国实施,军人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掌握了官员的任命、掌握政党政权、立法委员的选举、地方的赋税、学校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占有土地、经营商业和工业等,这种状况有如一千年前的唐朝藩镇割据的时期,中央政权管治难以达到地方基层,军人以武力而拥有强权,大肆对农人进行收税,也反映了民国时期不正常的政治变态情形。这正是民国容县、茂名、罗定等这片地区人才大多为军人的现状的描述,是民国社会动荡所带来特殊的情况。

现代社会,是江浙政治、经济、文化在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要在于江浙地区有着深厚的先进文化传统,人们的文化素质的非常高,而且他们更加精致、缜密与细腻的思维风格,他们知识分子对器物与技术革新的敏感,使其在政治、科技、企业经营上有更大的竞争力,细腻和精细化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岭南地区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除了在文化教育上奋起直追,我们就是要提出“鼓励创新精神,提倡个性发展,发展精英人才”,这是我的想法。

                          2008年9月22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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