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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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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杜康传教授访谈录(转载)  

2009-10-17 10:38:07|  分类: 高州人物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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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苏联民族问题反思(转载)

——中国人民大学杜康传教授访谈录

向文华

 

向文华:本世纪末, 民族独立浪潮席卷苏联大地,存在了69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终解体,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从89年到现在, 时间已过了6年, 时间能淡忘人们的记忆——但如何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教训,确是学者们不该淡忘的事。如何吸取苏联的教训,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走向共同繁荣,更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杜教授,您一直在研究苏联民族问题,能否请您谈谈对这方面的思考?

杜康传:好的。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民族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很值得我们去反思。我认为应本着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苏联解体这个事实,深刻地去进行总结;把有些我们过去不愿承认的但实际上存在的东西也总结出来。

向文华:苏联的民族问题可谓“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由来已久。早在十月革命前,沙俄就是各民族的大监狱;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意识到了苏俄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微妙性,指出要谨慎地对待民族问题,坚持彻底的民族平等原则。回顾20世纪苏联的历史,苏联领导人似乎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并没有很好地“谨慎”对待。

杜康传:不仅仅是“谨慎”与否问题, 苏联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制度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在理论上,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少错误观点。1913年他在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把民族定义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尽管现在人们对这一定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定义是能够成立的,基本上反映了民族的本质。从这一定义出发,处理民族关系决不能损害和忽视民族的特征,你如果抹杀或否定各民族的特征,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将导致民族关系的紧张,出现民族问题。苏联后来并没有从政策和制度上保证每一个民族的权力和利益,没有切实维护每个民族的特征,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向文华:如您所言, 斯大林虽然概括出了民族的主要特征, 但却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1936年, 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基本建成之时, 便宣布苏联不再存在民族问题

了。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基本上都沿袭此说,1987年11月, 已经坐在苏联民族问题火山口上的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讲话还宣布:“民族问题在苏联解决了”。至于苏联忽视民族特征,不尊重民族权利,如推行民族语言一体化,是这方面的突出事例。苏联政府从1938年起开始具体实施以俄语取代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在文化领域排挤民族语言,其结果使少数民族忘却了自己的母语,有些民族语言正处于被消灭的境地。在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爆发独立运动的先声,就是要求扩大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

杜康传:民族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将存在,如何辩证地看待“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论断,是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前提。确实民族同题有阶级斗争的问题,如刚才你提到的沙皇制度是各民族的牢狱。要取得民族独立,首先要推翻民族压迫制度。另外,一个民族内部本身也存在阶级构成,所以不能说没有阶级问题。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问题更多更大量地不是阶级问题,而是民族的权利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回顾20世纪,苏联领导人动辄把民族问题看成阶级斗争问题,而忽视民族之间本身真正存在的问题。

向文华:可以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理论往往成为苏联当政者压制、打击非俄罗斯民族干部的一种借口了。30年代中期,苏联许多民族干部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动辄被擞职、开除党籍、甚至被逮捕处决,特别是在肃反运动中,民族共和国、民族地区许多优秀党政领导人遭清洗,许多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遭到打击。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理论甚至成为苏联当权者以武力解决民族问题的借口。1959年格鲁吉亚发生民族骚乱, 赫鲁晓夫干脆用兵镇压就是突出的例子。

杜康传: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一理论外,还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也值得很好地反思、总结。1913年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指出民族发展存在两种趋势:一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二是民族隔阂的消除,民族经济发展的联合趋势。这两种趋势到帝国主义时代,民族独立的趋势加强,因此民族自决权的问题更突出。民族自决指民族的高度自治,即可以从国家分离出去,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承认民族自决权与实施民族自决权是两个不同的间题。实施民族自决权要考虑是否符合无产阶级大众的利益,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如果离开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利益,一味地强调民族自决,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了。如何对待民族自决权苏联是有历史经验教训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布尔什维克调动被沙皇压迫的各个民族革命的积极性, 矛头对准沙皇制度,取得二月革命的胜利。继而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苏俄政府随即承认好几个过去受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民族的独立。后来,列宁和俄国共产党考虑到当时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认为联邦制是实现民族平等和联合的一个好办法,所以经过酝酿之后,于1922年12月30日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实行联邦制可以说是对民族自决权的灵活运用,建立联邦制的初衷是正确的。

向文华:苏联1924年宪法正式规定了联盟的三大原则,即:各民族平等原则、各加盟共和国拥有自己独立的主权和民族自决权即分离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以后69年的时间里,对于发展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大家庭里的各个民族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建成了高度集权的模式,联邦制实际上向单一制转变,权力更多地集中于联盟中央,各加盟共和国的地位和权力名存实亡,特别是苏联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大俄罗斯主义死灰复燃,并且愈演愈烈,严重损害少数民族的利益,破坏了各民族平等的原则。由此可以看出,联盟规定的前两条原则都无法落实,到80年代末, 苏联政治经济恶化之时,一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和地方民族主义者提出民族主权,要求脱离苏联很快就形成一般浪潮。

杜康传:看来,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切实贯彻民族平等原则极为重要,不能有丝毫的疏忽。民族平等原则指联盟内部大小民族都享有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等各方面的平等的权利。民族平等权利的实现要有一个过程,首先做到的是法律上的平等,然后再做到事实上的平等,对民族关系的发展来说,事实上的平等更为重要。我们确实看到,苏联政府帮助过比较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促使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更快地发展起来,但是,从整体来看,联盟中央对加盟共和国的帮助是很不够的,而且没有一个战略的安排。苏联在贯彻民族平等原则方面受到大俄罗斯主义的严重干扰,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利益常常受到压制甚至被剥夺,他们敢怒不敢言。到80年代末在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大环境下,各种民族问题便都充分暴露出来了,一发不可收拾。

向文华:实事求是地讲,苏联政府确实帮助过少数民族,每年给民族地区拨款不少,但是这种待别援助存在下面两个问题:一是不注意发挥少数民族自己“造血”的功能,不注意在发展经济上下功夫,最后导致有些少数民族消极等待中央政府的援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养成了“懒惰”的心理;二是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援助出于对俄罗斯民族的需要,因而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畸形,甚至成为单纯原料的生产基地,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另外、在计划体制下采取“一刀切”的政策,硬性规定各地区的生产计划造成经济发展缓慢、几十年的援助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相反援助者有牢骚,被援助者有怨气,民族之间产生了不信任情绪,民族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分离主义思想抬头。其实,分析以上现象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苏联在处理民族关系上脱离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采取了“左”的政策,这不但是苏联而且也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都曾有过的沉重教训。

杜康传:对苏联在民族关系上长期推行“左”的政策,前面我们讲过这种“左”的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抹杀民族特征,不承认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超越阶段,强制“融合”, “同化”。苏联从1936年起就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不复存在,这无疑是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的。苏联理论界长期宣扬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出现了一个新因素,这就是苏联各民族的友谊。问题不在于苏联是否存在各民族的友谊,问题只在于苏联各民族的友谊是否上升到苏联社会发展动力之一,在实践上这一观点成了掩盖民族矛盾的一个幌子。从赫鲁晓夫到勃烈日涅夫又创造出

一个新概念,说什么在苏联已经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 , 一百多个民族已经融合成一体了。实际上这是为苏联推行强制同化政策制造理论根据,是给大俄罗斯主义涂上一道神圣的光彩。尤为严重的是二战期间苏联政府采取强力手段,强迫一些少数民族大迁移。实际上是取消一个民族的实体;尽管苏联政府在战后承认以上大迁移的错误,允许被迁移的民族返回家园,但是这种措施已经无法弥补过去所造成的损失和创伤了。

向文华:苏联领导人长期在民族关系上推行“左”的政策,不承认民族问题的存在,而一些“学者”也一味地粉饰大平,报喜不报忧, 使民族问题越积越多,到戈尔巴乔夫年代便一发不可收了,教训是惨痛的。至于1941年—1944年苏联政府强迫加米梅克人、切禅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等民族从居住地向中亚及边远地区的大迁移更是让人触目惊心。据统计,被强迫迁移的少数民族共有12个,总人数超过500万,其中在迁移过程中死亡人数就达到100多万人。到现在为止,仍有少数民族为争取返回家园而斗争着。

杜康传:苏联的解体从制度上讲还有一个如何评价联邦制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有人认为苏联的解体联邦制是主要原因,理由是1924年宪法就规定了各加盟共和国有“自愿退出”之权。这仅仅从表面现象上看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在联邦体制上,问题恰恰在于联邦体制被歪曲上。早在联盟之前,列宁开始时是反对实行联邦制的,但是后来他考虑到苏联有100多个民族,民族关系错综复杂,认为只有实行联邦制才能真正保证各民族的平等与自主。列宁去世后,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渐向高度集中、高度集权方向发展,国家权力向党集中,而党的权力又集中于个人手中这种集权体制严重损害了联邦制,使联盟扭曲变形了——联邦制实际上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苏联联邦制向单一制演变,导致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各方面的权利受到削弱、限制,甚至有的名存实亡,根本享受不到宪法上规定的权利。

向文华:是这样。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享受的权利是非常有限的,例如,加盟共和国连修建200张病床以上医院或投资400万卢布以上的项目的权力都没有。联盟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权力失衡,这样违背了列宁以联邦制原则组建苏联的初衷。在民族自我意识增长的情况下。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的矛盾加深,加盟共和国向中央争取权力的斗争逐渐演变成争取独立的斗争。无独有偶实行联邦制的苏联解体了,另外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也相继解体。这三个联邦制国家相继解体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有人提出联邦制是他们解体的共同原因。也有人提出中央集权与联邦制本身的矛盾是其解体主要原因,——杜教授您怎样看?

杜康传:首先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有各自不同的情况,笼统放到一起来议是不很科学的,我们必须很好地把握住这一点,但在这里我不想展开来分析了。前面我们谈及过,苏联联邦制在实施过程中遭到扭曲和变形,实际演变为单一制了。每一个国家处理民族问题都要结合每一个国家的民族状况——历史的和现实的,哪种体制较好主要看它能否保证民族平等的实现,能否保证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联邦制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主要形式,但是,苏联的联邦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例如:南斯拉夫联盟存在的时间虽较苏联短一些,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南斯拉失更多靠铁托的威信来维持,没有处理好联邦制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共和国和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当然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还与南斯拉夫曾经实行的社会自治制度有关,社会自治也导致在民族关系上的无政府主义、地方主义。这需要专门来研究、总结。

向文华:苏联民族独立浪潮的兴起与各地的民族主义思潮有密切的关系,如何评价苏联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我们反思世纪苏联民族问题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杜康传:在苏联瓦解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起了主要作用或者说主导作用。苏联这时的民族主义有自己的特色,它不是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而是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和共产党人有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的。民族主义组织的纲领和主张都受到共和国政府领导人和共产党人的赞赏。苏联几十年受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产生了许多负效应, 把民族主义激发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就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积极性。应该说这种民族主义对本民族的发展,主权和利益起了保护的作用。当然这些民族主义也有它的局限性,这种不顾条件, 不顾本民族的现实状况一味地空谈本民族的利益要求本民族的独立,要求分离, 也必然事与愿违,是不足取的。

向文华:西方也在研究和探讨苏联的民族问题以及由此导致苏联解体对世界产生的影响。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的解体最终导致冷战局面的结束,也结束了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因此苏联的解体、专制集权社会主义的瓦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进步。您对此有何评价?

杜康传: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混淆了是非界限。苏联的解体与苏联的演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西方认为,苏联一霸的消除,两极世界被打破了,可以畅通无阻地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了,人类文明也就进步了——这是从他们的价值观来判断的。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解体,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挫折。当然、如果单从民族关系上讲苏联出现15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现在又以“独联体”的形式运用、发展,这可以说对本民族的发展和权利的维护有着积极的一面。对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这件事,如果把它放在更长的时间里来考虑,也

许更合适些。总之,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都让时间和实跌去检验吧。

向文华:我们反思世纪苏联民族问题,更多地是为了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处理我们中国的民族关系。对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我们应高度重视,并加强研究。从1949年到现在特别是到20世纪的“世纪之交”之际,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内地和沿海、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差距越来越大。长期以来,我国也还存在着不少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因此, 对中国未来的民族关系,很多学者甚为关注。对此,杜教授,您怎么看?

杜康传:中国也确实存在民族问题,我们不能象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那样说“民族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国根据历史与现状、民族关系的特点,采取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我国国情的。当然,也不能因为推行了区域自治制度就万事大吉了,还应彻底贯彻区域自治法, 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经济,解决民族关系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问题。至于在有些地区如西藏,在处理民族关系时还存在一个与国际上的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问题,这样的斗争比较复杂,我们要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慎重处理。谋求和加强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繁荣是我们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大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应该坚持这一原则。展望世纪,处理民族关系,应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大力帮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沿海省份、地区要投人更多人力、物力,采取对口支援。这样,落后民族地区状况一定会有很大改观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大的中国将屹立于世界。

向文华:我们希望通过对世纪苏联民族问题反思和总结能更好地处理我们的民族关系,使我国保持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杜教授,在结束我们谈话之前请问您对世纪末的思考有何评价?

杜康传:对世纪末进行思考和总结,很有必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过苏东剧变后,出现了一个转折,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回顾、反思世纪,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关系到中国的命运。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非一朝一夕就能得到答案,也非少数人的努力就能成功。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也许略有进步。在总结过程中、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双百”方针,不能搞一言堂,只许说一种观点,不许说第二种观点。要活跃理论研

究气氛,奖励先进,扶持后进。1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应当对社会主义理论有所建树,对人类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博士生。转载于《兰州学刊》1995年第4期

 

注:杜康传,1931年1月生,广东省高州新垌人。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育工作40余载,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培养硕士研究生20余人、博士生两名,指导访问学者两人。科学研究成果颇丰,发表科学论文数十篇,编著、合编有教材、专著共10部,计400余万字,其中主要有:《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政权是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论》等。无论是教学还是科学研究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学术上注意创新,提出并强调过:“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和“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当代国际共运发展的主要障碍”等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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