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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制造

孤独是思想者的宿命,思想是孤独者的狂欢

 
 
 

日志

 
 

河口村文化的考察  

2009-10-17 11:17:12|  分类: 河口记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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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村文化的考察 

 

一   河口村文化之前论

什么是文化?我在网站文章《高州文化研究之我见》中有所叙述。文化的现代含义甚广泛而复杂,很难给它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沿用《辞海》的解释,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从我们所研究文化的内容而言,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它包括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所以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我们并不能以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表达文化的意义。

在最表层的意义上来说,有些人对文化的意识当中也许只是一种关于“文明”的概念,“文明”之释义为“是指人类社会已进入开化的状态,与野蛮相对。”相对立,大部分人更注重认为“文化”是指具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以及较高的教育知识水平、工艺艺术水平、道德法律水平、政治文明等几个方面,所以当涉及到中国底层的乡村文化时,人们往往以之为“文化的沙漠”了。

最初对我的家乡的看法,我亦是“文化上的沙漠”的感觉。经济的落后,知识教育水平的低下,工艺艺术的空白,交通和通讯的封闭,农业社会文明相对于工业社会文明的巨大落差,我们无法把一个乡村与繁荣的城市相提并举。然而,这并不是文化概念上所涵盖的全部内容,当深入地对一个乡村进行文化的观察与研究,我们仍然可以触摸到这里面许多实实在在的东西。我过去一直缺乏对我的家乡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与思考,而当我开始沉浸到这个默默无闻的乡村的深层次之后,感觉到这里一样有无数的深刻内容供给一个文化研究者予更多的思考。

 

河口村属于广东省高州市平山镇乐泗村民委员会,地理位置位于高州市北部,地处高山和丘陵相交汇地带,高州良德水库库区,村落前为水库,北倚高岭,是一个封闭偏僻的小山村。平山镇所处高州市东北部山区,属云雾山脉南向伸延地带,西南面受高州水库小气候效应,湿度较大,雨水充沛。河口村的语言为广府方言的高阳(高州阳江地区)次方言,人口约两百人,现有韦、赖、钟三姓住户,韦姓住户占绝大多数。

河口村是一条水库移民村,1958年建设高州水库时,村子从水浸区往村背的山坡上迁移,从而造成了现在的地理状况。对于河口村的历史,无法从古籍中寻找到详尽的资料,我从韦氏族谱作出一些推测:我的祖先是广西的狼兵(壮族),由于军事目的在明朝中叶来到的广东省高州(当时为茂名县),从而留居下来,繁衍至今。河口村为清初狼兵首领韦秋登的二子开始定居,他已经是从广西来广东高州的韦氏壮族第八代,河口村是狼兵因为军事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应该没有任何疑义。河口村原来有韦、赖、钟、欧四姓,其他姓氏是否偕同为当初的狼兵(壮族),没有具体资料。

狼兵属于一种朝廷征调往异地的军事人员,他们来自于偏僻落后的广西西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他们是否能够在文明相对先进的地区保持自己的文化体系,就在于他们是否与外界隔绝。在当时,明朝中叶由广西调遣来的狼兵有近千人,加上家属,来到人口稀疏的高州北部,与当时的瑶族对峙,而汉族亦当他们是化外蛮夷之属,在这样的环境下,狼兵的生存系统应该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系统。他们也许能够在较为封闭的状态下保持较长时间自己的民族习俗。历史上,广东西部和广西同为古代骆越和瓯越之地,同为越民族的后裔居住地,高州与广西从文化的源流上来说是相同的,但最终形成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和结果。高州地区在隋唐时代,在冯冼家族的努力下,俚越民族已经全然汉化了,并置之于中央政权的直接管治之下,注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思想、教育知识、农业文明、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道德法律、宗教崇拜、风俗习惯等文化方式。而广西西部的狼兵是一群军事人员,他们基本上来自于壮族的最底层,懂得行军作战和耕种,是一种军事和农业文化的拥有者,商业和城市的文明对他们则是遥不可及的。

韦氏某个世系为世代沿袭的狼兵的首领,首领的子弟则能有另外一种良好的际遇。明朝政府往往采取怀柔教抚政策,即给予以教化,选送其子弟去接受政府官学的正式教育。首领家族的汉化教育最终会带动整个狼兵系统的亦步亦趋,当然也基于狼兵处在先进的汉文化圈中,潜移默化,至终明之世,不可避免地仍然是全体被汉化,这是我无法推翻的猜想。

河口村在清朝初年建立起来时,是狼兵驻守的关隘之地,他们一边戌守一边耕种,是半军事半农耕的人员,他们就应该已经没有多少壮族的文化遗留了。

我至今也没有在高州北部寻找到壮族后裔的壮族文化遗留。即使他们繁衍的后裔有好几万人。而高州的瑶族后裔更多,他们的文化遗留亦是稀微,可以想见汉文化的侵蚀性影响之严重,也是在明清时代中央政府残酷对待被统治的非汉民族的后果。

河口村的文化形态一开初已经就是汉文化的系统,即使历史变迁,亦不复有壮族文化的遗留。

 

至清雍正时期,高州狼兵制度被裁撤,狼兵(壮族)连族籍都只能归化为汉族,河口村完全成为农业村落,而且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现在。这有地理环境上的原因,也有人文上的原因。地理上不近城镇,无法带动商业经营,亦没有主动走向城镇经商的意识和行动;村子没有设立学校,是缘于经济生产落后,村庄的规模又小,另外读书人在古代社会,上位的机会甚微,前路狭窄,使子弟缺乏读书进取的动力;又没有出现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层以及经商致富的商人阶层,没有精英阶层的出现,就缺乏促进文化的发展推动力。而到今时今日,即使出外人员已经很多,都只是人员的向外辐射,家乡没有吸引力引导他们回来推动自身文化的变异和发展,难以改变乡村原来的农业文化形态。

河口村的文化不具有典型的、突出的、特色的文化形态,平庸而纯朴,只有淹没在高州广袤的大地当中,默默无闻。

 

二  河口村文化之概论

河口村文化是一种乡村文化,是农业农耕文化,是高州区域文化下的一个微弱的亮点。

(一) 文化的历史渊源

一个地方文化的形成,首先是有其历史的渊源。河口村倘如我考证的那样建立于清朝初年,是狼兵戌守而建立起来的,那么它的历史可以说比许多农业村落有更多的内容。高州北部在历史文化上也曾经有过辉煌,在距离河口村西向五公里,曾经为良德县城所在地,它建立于南北朝时代,在隋唐朝亦一度成为高州府治所在地。在良德县遗址中,曾发现汉代的滑石量具工场,亦发现唐朝时的外国铜像,以及不少汉墓。河口村以前有黄塘江经村前流至良德县城,许多物资可由河流运送,说明在古代,河口村并不是一个十分荒僻之地。而在长坡的电白县城(唐宋元明为高州府城)亦在河口村南十二公里,有道路通之。在清朝之前,究竟有没有人在此居住,无以考究。即使有人居住过,他们的文化没有影响到以后河口村文化的形成。

在狼兵戌守河口村的清朝初年以及之前的明朝时代,高州北部已经由于瑶乱而成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地方。唐朝后期开始,从桂东、湘南、粤北、粤西等地迁移而来的瑶族,主要占据高州北部山区,他们烧畲耕种,是一个不断迁移的民族。瑶族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高州北部的经济、生活、教育、政治状态,瑶族完全占据了当地居民的多数。这主要也是高州北部为高山丘陵地带,原来由俚族形成的广府居民主要在平地居住,以种植水稻为主。而瑶族于后而来,只能,甚至是他们习惯在山区居住,他们来到一地,便用火烧山,之后在烧光后的土地上种植庄稼。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土地难以耕种,再另迁别地,所以形成他们极大的迁徙扩张性。

高州北部居民结构的改变,形成了原住民与瑶民的矛盾,这种情况到了宋朝愈发紧张。瑶民不服政府的管辖,不服徭役,是一群独立于国家管治之外的群体,这在国家的治理观念之下,是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这样瑶民与原住民以及政府之间矛盾,造成了高州北部从宋朝至元、明、清几个朝代的大规模动乱,政府不断对瑶民进行镇压,瑶民也奋而起来抗争,繁荣的高州北部自此陷于黑暗,民不聊生,荒野千里。史志载:元泰定四年(1327年),“高州瑶族人民起义,攻陷电白县城(长坡旧城),杀千户张桓。”明正统十一年,“瑶民赵音旺率众进攻泷水、电白等处。”明成化二年(1466年),“起义瑶民十余部屯驻高州境内,屡受官军镇压。”嘉靖十一年(1532年),“春,阳春瑶民首领赵林花率众攻陷高州府城(今高州城)。”长坡的电白县城更是由此不得已在明朝成化四年(1468年)迁走。对此官兵都对瑶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使瑶民也遭受了巨大的劫难。

可以说瑶族在高州北部的动乱,从此使北部的文化发展出现停滞的状态,是对北部以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明朝成化二年(1466年),中央政府又从广西西部调遣狼兵,来高州对瑶民进行镇压。狼兵有近千人,并随带家属,人数合计约有两三千人。狼兵是耕守之兵,与军事卫所相似,他们世代父子继承沿袭为兵,一边耕种一边戌守。狼兵驻防在狼寨,当时共有狼寨十二座,每寨约有狼兵五十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居住状况下,狼兵(壮族)有可能在一长段时间里维持自己的民族习惯。

在与瑶族对立的紧张情况下,狼兵与汉族也由于民族文化差异、土地等因素成为一个比较对立的群体。因此可以说他们是较为孤独的一个群体。但在政府的征剿和怀柔的两手政策之下,对狼、瑶进行教化,以及身处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之下,狼(壮族)、瑶的汉化是以不可避免的趋势进行。现在,高州北部的地方语言是广府方言,原来瑶族、壮族的语言已经消失,就是明证(但应该有某些遗存)。

在河口村建立之时,相信戌守在此地的兵员甚少,若河口村在后世里的四大姓氏皆为狼兵后裔,那么当时只有四名狼兵左右。在清朝初年,瑶族已经不再成为高州北部的主要动乱根源,瑶族经过明朝对瑶族的大规模镇压与招抚教化之后,他们也逐渐融合于汉族当中去。可以说高州北部动乱根源已经大为减弱,主要还有其他不稳定因素,那么河口村戌守地也不需要那么多兵员驻防。就在清朝立国后70年后,狼兵制度被裁撤,河口村从此彻底成为农业村落。在以后的两百多年历史发展中,军事再也不成为它的一个焦点。

以后的历史我只能在韦氏族谱中看到几十个人名,没有传说,没有名人。甚至河口村沦为以租佃地主田地耕种的佃民经济状况,文化教育落后,生活贫困。

而整个高州北部在清朝开始复兴,瑶民和狼兵的汉化,已经没有了民族差别。墟镇亦恢复繁荣,文化教育开始发展,人才开始培养成长,只是没有恢复到汉唐时代在整个高州地区占优势的水平。在这个环境下,河口村文化应该是有所受到影响的。但在其落后的经济状况下,仍然在蛰伏的状态下,等待机会发展。

高州北部的民性与高州其他地方的民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高州南部和西部主要为俚族汉化的广府居民,东部主要为客家移民,这种差异正是表明了民族变迁所带来的结果。

(二)  文化的地理成因

地理环境,包括宇宙、地质、气象、水文、人文、生物的等等条件,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生存的基础,创造文化的自然前提。当然,地理环境不仅是文化的消极衬托物,自从人的因素渗入地理环境之后,地理已经成为文化的构造成份,成为文化的重要元素,地理环境不是脱离人类生活的纯客观事物,而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有可能成为人类提供福利或生成阻难的物质和能量,是人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是环境因素和人文因素(社会、历史、心理)的复合体,地理环境只是人类形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成份,它对民族性格和文化风格的建造,主要原因是通过提供生产力的物质条件,间接发挥作用。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物质生活和生活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是决定社会发展程度,因而也是决定文化发展水平的主要力量。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与地理环境的千差万别存在经常的联系。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性格面貌,但这种影响由人自身的活动实现。地理环境还可以赋予某此文化以色彩。

在通常情况下,地理环境只为文化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至于某种可能性以某种形态转为现实性,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人是一种理性动物,具有人文—社会传统,这种选择受社会诸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等方面制约。地理环境不过为文化产生和发展提供机遇,绕过或克服这种阻难的自然力量。尤其是当人文传统形成以后,便以相当顽强的定势,久远地影响文化发展方向。

地理环境对河口村的文化形成和发展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河口村的农业社会形态和农业文化,是与地理环境有关。在建设高州水库之前,源于高州深镇的黄塘江流经高州平山镇的流域地区是一大片面积比较宽阔的山间谷地,源于马贵的古丁水亦形成一个谷地与之相接,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黄塘江与古丁水在河口村上方汇合后,经河口村流向大潮均墟、东岸良德墟,再与其它支流形成大井河,最后在大井镇流入鉴江的中游。河口村在黄塘江谷地中间地带,这个谷地从平山镇延伸到大潮镇、东岸镇、大井镇,谷地逐渐变得宽大,而这个地区在高州汉唐历史中是文化、经济、政治相对发达的地区,只是在后来的瑶族动乱当中衰落。谷地四周为丘陵、高山地带,从这一条件来说,这里也有着它的局限性。在古代农业社会里,土地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谷地属于鉴江支流流域,传统上是俚越民族的居住地,他们是稻作民族,需要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源,鉴江流域从而成为俚民族的聚居区。在唐朝末期,俚越民族汉化,鉴江流域又成为汉化后的俚民族聚居区。

我们可以从茂名地区大量的古俚越地名看到俚越民族的居住情况。比如以“那(田)”、“六、罗、麓、碌、禄、箓、菉、鹿(山地)”、“麻、马、板(村)”、“博(河口)”、“古、云(村寨)”、“垌、洞、峒(山谷间的谷地)”、“米(母亲)”、“南、塘、潭(水)”、“调(山)”、“埇、窿(洞、穴)”等地名,便是古俚越地名。

河口村地理位置处于这个狭长谷地的中间,在黄塘江和乐泗河交汇处,背倚高岭,面对谷地,使之具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关隘的因素。所以在清朝初年,韦氏七世祖韦秋登重获狼兵首领位置后,便派其第二子驻守此地。但是由于清朝建国后政治清明,盛世太平,狼兵逐渐变得没有存在的必要,雍正十年(1733年),高州狼兵被废,狼兵亦归化为汉族,撤消军籍入为茂名县民籍,河口村由一个军事隘口变为纯农业的村落。

在河口村北邻是茂坡村,为另一支韦氏居住。他们的先祖在明末亦曾沿袭为狼兵首领,他们在清朝及民国时期大多为地主,生活富裕,文化教育水平高。为什么在同一样的地理环境下,河口村与茂坡村有如此大的区别呢?“地理环境只为文化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至于某种可能性以某种形态转为现实性,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文化发展最重要的还是人文本身的决定因素,地理环境只起到间接作用。

农业社会主要是土地这个因素在起重要作用,那么在1958年建设高州水库,河口村被淹没向上迁移后,这种因素继续在起着重要作用。高州水库淹没了高州北部居民赖以生存的谷地,大批人口迁移,而河口村的部分人口不愿离开祖先居住之地,只是从低洼地往山坡迁居。水库的建设大大改变了河口村的地理环境,水库淹没了交通道路,土地亦被淹没,周围繁荣的城镇亦一并消失,河口村周围存在的村落的居民变得稀疏,从而成为一个偏僻的山村。生活劳作环境的改变,河口村成为一条贫困落后的村落。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河口村是一条土地缺乏的村落,单靠种植水稻是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而教育则因为地理环境的变差而变差,学校距离远,没有道路,交通工具落后,求学难,鲜有读书成才者。

水库的建设造成了河口村交通的不便,没有通向外面的公路,只能依靠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有大排量机动船、小木船、竹排等,但船速慢,船靠岸后的交通工具转换亦不方便。另外是田地问题,原来的水田被淹没,就近的土地为原来一条村所有,所以要到一公里开外的山脚下重新开垦土地,土地瘦脊,收成不佳,只能维持自家口粮和上交公粮,其它收入皆少,这对教育等支出是不利的。在改革开放后,可以种植其它经济作物,如橡胶、胡椒等,经济才有所改善。然后修通了进村公路,交通工具也有所改善。

最重要的是新一代的教育水平的提高,虽然学校仍然偏远,但可以住校,教育支出因经济条件的改善而可以宽余。同时年青一代多出到大城市打工,见识增广,以及视讯媒体的作用,对村民的意识有很大有改变。所以说现代社会,地理环境已经不局限在一个狭窄地域了,交通、通讯、资讯等的发展,已经使世界变得狭小。

河口村的发展局限于地理环境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资源现实,河口村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地方,土地资源、矿物资源、动物资源等均处在贫乏的状态,水资源、植物资源也有利用上的限制性,无法凭借这些资源进行大规模现代代农业化和工业化的生产。水库生态系统的平衡也局限资源的利用,不可能进行污染工业和破坏植物生态、水生态的农业生产。

是否河口村形成了现在的所谓移民文化呢?我想这并不是明显的文化形态。在同一地域中的迁移,只是地理环境有所改变,仍然是原来农业文化的环境,与周围的村落居民没有什么差别,虽然具有移民的心态和待遇,但没有形成显著移民文化的特征,“尤其是当人文传统形成以后,便以相当顽强的定势,久远地影响文化发展方向。”所以并没有带来形成新文化巨大的动因。

(三) 文化的人文基础

高州北部的人文发展并没有给这里带来多元的后果,越(俚)、汉、瑶、壮民族在这里交汇,最终百川归大海,融合在汉文化这一个大系统文化当中去。这个区域为汉民族广府文化下一个以高州为核心的次文化层。当然人文的因素也构成了这里汉民族的在体质、性格、血缘上特异,与高州其他地区存在差异。

一个区域文化的形成,除了历史缘因和地理环境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人文基础。对于“人文”这一概念,《辞海》解释为:“人类之文化也”。而所谓的“人文基础”,则是侧重于人类学方面的,是关注于文化的人类学方面因素。人类比别的动物先进,是因为人类具有文化,文化的特性是区别人类与动物的特征。但文化的产生、发展与人的生物属性有着极大的关系。人类学就是一门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回答关于人类自身一系列问题的学科,而其包括了人类生物与文化的各个方面的整体研究,它的内容有:人类的特征、人类的由来、人类的地位、人类的体质、人类的系统、人类的地理分布、种族性质的异同及其原因、人类的文化、人类的改良等。

高州北部的历史,说明了这里的人文基础的复杂性,但相对茂名地区其它地方,这里却有相对清晰的脉络可寻。在隋唐以前,这里主要的居民是俚越民族,即使这里有繁荣的经济和文化,有郡县城镇为中心的聚居点,从而产生与外界较多的交流。但主体居民仍是俚越民族,俚越居民占绝对多数,汉族等其他民族没有大规模地流入。中央政府的势力没有深入地在这里进行管治,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因素。进入隋唐时代,以冯冼氏为首的俚族集团,归附了中原中央政权,强烈地把岭南置于中原朝廷的管治之下,最终导致了地方冯、冼氏民族首领势力的消亡,而俚民族也汉化为广府民系。这是一种俚民族自我要求进步的汉化过程,所以也使俚民族能够保持了较多的自身文化传统。然而同时期,起源于今湖南西部的瑶族,源源不断地进入高州北部,他们刀耕火种、烧畲为田的耕作传统使他们极具迁移性,也给高州北部带来了人文的重大变化。由于高州北部主要还是以山地为多,瑶民以居山为主,从此瑶族的居住人数甚至超过了广府民系的汉族,先进的与落后的民族产生了矛盾,却因汉族人数占少数而处在劣势。从宋朝开始至清朝初,高州北部瑶族与汉族、政府的斗争构成了这一地区残酷的历史,最终导致了融合。这一过程却是以瑶族被迫同化为结果的,所以瑶族并没有保持多少他们的文化。

而壮族的进来则是特例,他们以军事征战为目的而来的,也免不了同化为汉族的命运,这种同化虽然没有瑶族那种残酷性,但由于壮族群体处在比较弱势的状况,政府又刻意对其进行教化,汉文化的先进性又对其充满诱惑,其文化相比瑶族消失得更加完全。

瑶族文化在今天高州北部,最为显著的一个标志是盘古崇拜的存在,为数不少的的盘古庙分布在高州北部地区,盘古是瑶族心目中的祖先。而高州北部一些地方保持不食狗的风俗,这在高州人普遍食狗风俗里是很特别的,就是因为瑶族列为祖先的盘古(盘瓠)是一条狗。以及还有一些巫文化所体现的瑶文化遗留。

历代政府所编的地方志称瑶民“性多悍傑”,每每与政府作对,与我们现在的对现存瑶族的印象是大相径庭的。我认为在当时的高州北部,瑶族为了自身的生存空间,与汉族及朝廷作对,从而导致了长期的战争。长期的抗争才显示了他们强硬的一方面。

而由广西西部征调而来的狼兵(壮族)却是一群以“强悍”著称之兵,善于作战而闻于海内外,朝廷往往征调他们在国内及海外作战。这群人在时代的发展中,这种优势最终则消失殆尽。河口村居民是狼兵的后裔,祖先的军事武功没有在他们身上有任何显示,别说有什么祖传的武功,即使是体魄也与别的村落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在几百年与其他居民的通婚当中,原有血缘已消失得差不多了。若有一点的话,那就是村民豪爽的性格,隐约有当年狼兵的影子存在。

高州北部居民的性格基本上是纯朴、温和、豪爽、开朗而简单的,商业意识弱,比较理想化,向外的意识亦不强烈。可能与山区的封闭有关,与历史上这里瑶、壮民族的个性已有很大的不同。

(四) 文化的结构物质

河口村的文化结构物质,是由形成河口村文化的地理环境、人文基础和历史缘因所决定的。

“农耕文化”是河口村文化的根本。于是,河口村文化具有风格纯朴的物质。这里是农业区,农作物以稻谷为主,逐步发展为以经济作物橡胶、胡椒等为主,其文化特质自然要以之相适应了。

地理环境、历史缘因、人文基础等决定了河口村的文化结构是农耕文化,虽然历史上河口村一度是一个军事要地,但历史的变迁,军事的地位消失,最终却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业村落。河口村没有处在城镇旁边,加上人文因素,使之没有形成经商意识,故而缺乏商业文化。村子里也曾有小买小卖的居民,却没有再向大方面发展。而村子亦没有形成富裕的地主阶层,狼兵是曾经拥有土地的,这些狼兵耕种的土地仍属于国家,有可能为狼兵、狼目、狼总(狼兵首领)自已占据侵吞,且河口村韦氏亦是狼兵首领的后代,但历史的发展未给他们以眷顾,其中的发展过程不得而知。我相信这是人文基础在起着作用,河口人并不算太聪颖吧,不是人才精英!同时经济是决定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缺乏经济支持,教育又上不去的,河口村的教育上不去,就会形成居民素质低下,就只能沿农耕文明继续发展。

解放后,国家政治形态和管理形态的改变,这种落后情况有所改变。政府平均土地,使居民拥有了可耕之田,政府对教育十分重视,加上居民经济环境的改变,对居民教育有很大帮助,教育的改善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不足以改变河口村的农耕文化状态,是地理环境的造就。我们可以窥见,村里外出人员包括大学生,他们的活动空间都已在外间世界,在意识、经济方面可以影响河口村,但无以改变河口村因地理环境的制约。

河口村现在经历了由水稻种植转向山地种植的一个大的转变,只是农业经济手段的一个变化,农业文化的基础并没有改变。当然这也打破以往乡村对外的封闭情况,经济作物的销售、生活农业物资的采购等方面的活动,增加了他们对外的交流,促进了乡村对外的开放状态。

我相信世界的现代文明发展最终会趋向一致。但河口村本身在年轻一代走向世界外面,乡村人口结构老化,使其农耕经济走向衰落,农业的文明却最终走向衰落。

 

三   河口村文化现象之考察

河口村的文化形态,我没有能力给予它一个系统性的描述,它并不是一个典型的、非常有特色的文化系统,甚至它是一个中庸的平淡的文化系统,缺乏可观性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物质、精神文化形态。我只能把其中的一些文化现象进行描述和评论,提供给大家参考。

(1)节日——年例:“年例”是茂名地区和湛江地区一个具有民间特色的节日,主要盛行在茂名地区的茂南区、茂港区、高州市(除北部三镇)、化州市、信宜市南部、电白县大部,湛江市的吴川市、坡头区、廉江市、遂溪县等地方,广府民系、客家民系、福佬民系都过此节,在广府民系中最为盛行。过节最为兴盛的地方则是茂南区和吴川市。只有茂名地区的信宜市大部分地区地处偏僻,以及后来的客家移民对此的接受程度低而没有存在。在此地区,所谓“年例大过年”的说法并不为过。年例其实是古代的元宵节及春社的衍生节日,于清朝中期形成,即各街村按各自原定的社日集资举行祭社典礼,祈求风调雨顺,年丰人寿,头尾共三天左右。各村社是轮流过“年例”的,会请客上门大吃大喝,来的客人越多就越有面子。年例日前后抬出庙社里的神像出来游神并祭拜,又祭拜祖先,有舞狮队、武术队助兴。同时村社集资出钱搞各种演出、电影、飘色等热闹节目。

年例产生的地方没有详细记载,估计为吴川及交界的高州南部、化州南部地带,因为年例节是一个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强烈本土色彩的节日,主要是与中原文化接触较为完善的地方。元宵节和春社都是中原文化的节日与风俗,而到了粤西得到了改造。我们看到年例的内容与元宵节、春社的内容大多相似。

河口村地接高州北部三镇(深镇、古丁、马贵),历史上此三镇属信宜,但狼兵镇压瑶民时,它们又属高州狼兵管辖的地带,由于地理环境上三镇在大雾岭在阻隔下,三镇与信宜关系较远而高州的关系更近。而三镇并不盛行年例,是山势的阻隔还是因为属信宜的缘故,没有资料来解释。北部三镇和大坡镇在清朝立国之后,也成为客家民系的重要移居地,他们分布于马贵镇的大部、深镇、古丁、大坡的部分地区,成为对高州北部和东北部一个较有影响的文化因素。河口村的年例已经是属于这个节日文化圈的边缘地区了,也就说有可能是它比较迟后传过来的。因为在茂名地区盛行的年例,不仅流行于始创的广府民系,也流行于高州、电白、化州、茂南区、茂港区的福佬民系和客家民系当中,唯独茂名北部地区的信宜不太流行,是有地理因素的原因存在。

河口村的年例日为正月二十三日。

河口村的其他节日皆不兴盛,粤西有“年例大过年”的习俗,过年例等于过春节和元宵,春节、元宵就不大搞了。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才重新恢复的传统。另外春分祭祖是一直保持的传统大事。其他节日如端午、中元节(七月十四鬼节)、中秋、重阳、冬至皆过,建国前还是比较盛行,后来破四旧破陋习,传统风俗习惯已经变得淡薄。

(2)宗教信仰——韦氏祠堂、大仙庙:河口村在水库淹没之前,设有一座韦氏祠堂和一座没有神祗的庙屋。河口村并不大,在以前人口充其量不过是百多人,韦氏也不过二十户,他们的生活水平不高,但他们一样建立起韦氏祠堂对祖先进行祭祀。壮族传统许多是接受了汉文化的传统,加上本来对祖先是极为崇拜,在今天广西壮族地区,姓氏祠堂也是遍布。而来到广东汉族地区已经汉化的壮族,文化上更是汉化的。《韦氏族谱》中也追认自己祖先是汉族,这是壮族文化上的一个误区,是因为过去壮族受到汉族的歧视,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而胡乱编撰出来的,以求自我的正统。宗祠作为家族势力的象征,外族从宗祠就可大致判断该家族实力的大小。不过河口村韦氏人少势力小,经济实力弱,祠堂无法成为村落景观的焦点和醒目标志。高州北部由于其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主要为俚族、瑶族、壮族等,其完全融合也在清朝中叶,所以传统的祖宗观念和儒家思想比较淡薄,家族观念相对高州其他地区比较薄弱,祠堂的发展还是比较不发达的。当然存在的祠堂在家族中的作用依然是非常之强大的,每当家族有事就会到祠堂议事;几十年一修的族谱会在祠堂里共同修订;清明祭祖后,亦会到祠堂前分配祭祀品;以及家族成员的丧葬礼仪也会在这里举行。可以说祠堂是这个村子韦氏家族的中心,其地位是无以伦比。家族文化在过去的中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河口村这个小小的村落也不例外。它也是与其它韦氏村落联系感情的纽带。韦氏祠堂1958年被水库淹没。

河口村的庙屋在韦氏祠堂的旁边,亦同时被水库淹没。庙屋没有设立神祗,是在年例游神时接神用的,这个神祗就是奇壬岭大仙庙的盘古神,而河口村没有自己单独奉祀的神祗。河口村与高州大部分地方一样流行的是泛神崇拜,所谓佛、儒、道、基督等宗教,并没有哪一门能成为河口村的唯一信仰,河口村的人是进到哪一个庙就拜哪一路神。泛神崇拜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文化的多元性,也使文化系统处在一个不断的变动当中,无法形成定式。所以形成高州神庙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庙宇里所奉祀的神祗非常多,例如平山镇大仁庙墟的“大人庙”甚至达到二十多尊(见网站文章《高州漫游记之二》),涵盖佛儒道各界神仙,包括了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神仙。

奇壬岭在平山镇与大潮镇(今并为东岸镇)交界地带,大仙庙位于大潮镇(今并入东岸镇)一侧,庙宇祭祀有盘古、伏羲姐妹、冼太夫人、观音等,这在我的网站文章《大仙庙开光记》中有详细的叙述。大仙庙应该说是古瑶族文化与俚文化、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盘古与伏羲是古瑶族的宗教文化,冼太夫人则是俚文化,观音是汉文化,三种文化在此交汇,蔚为奇观。由于这里正殿主神为盘古神,所以这里主要是瑶族文化的体现。而河口村亦是奉祀此神,说明河口村在高州北部民族融合之后,亦融合于这一个文化整体当中,并没有去区分过去的历史,这过去是谁的文化。

在河口村,巫文化整体上是不太盛行的,求神问卜算命的风俗不太浓重,禁忌也很少,相对倾向于无神论。大仙庙的存在是它唯一的奉祀,我祖父以前亦十分关注和信仰,但我们的父辈、子辈并不以为然,难达到五体投地去崇拜的地步。相信这与狼兵东来,本身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宗教信仰有关,或至少没有流传不来。以致我们只有接收别的文化体系的宗教信仰,这个过程是较为迟缓的。

(3) 丧葬传统:我在网站文章《大悲大喜天地间》中记述了我祖母去世后的丧葬斋醮仪式。仪式过程充满戏谐的成份,颇为不庄重。这个仪式在粤西地区都有流行,比如在茂南区袂花镇的福佬民系地区亦有存在,而这是与古百越文化有关的祭祀文化仪式。据说这种仪式学自于粤西其它地方,并非高州本来的文化形式,但也看出我们对此的接受程度,说明我们对严肃的儒家丧葬文化的淡薄,也是具有古百越文化传统的。

但河口村关于丧葬仪式并不是固定的。我祖父去世后的丧葬仪式就与祖母的不同。祖父去世亦举行了简单了斋醮仪式,但并不诙谐,时间又不长,出殡时亦与祖母不同。祖母入土后要三年后才能回来祭扫,而祖父的不要三年,三个月后便可以了。这两种不同说明了河口村的丧葬文化并没有处于一个定式当中,是儒家的礼仪文化没有深入渗透的结果,使这里仍处在接纳吸收的过程当中,又保持了地区原有的文化传统。

河口村与两广地区一样,盛行二次葬(捡骨葬),即在第一次下葬三年之后,会另行选择更好的风水宝地,把原来的骨植按人体结构移入陶瓮中,在新的墓地下葬。这是一个古越族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反映的是人们要彻底断绝死者与社会集体生活的联系和相互渗透,使灵魂得到安息。亦即反映人们思想中灵魂不死的观念。

(4)春分祭祖:高州北部大部分地区习惯于春分祭祖(深镇、古丁、马贵则与信宜风俗相似,大都习惯于在重阳祭祖,可能是客家民系风俗文化的影响所致),显然与中国传统的清明祭祖有些差别,大概是由于南方的节气比北方来得早,于是逐渐形成在清明前的春分祭拜祖先的习惯,也是这里接受汉族儒家文化的一个变异。但河口村春分祭祖并不是一个定式,春分这天主要是祭拜私山,即自己这一宗支的近系祖先,而远系祖先则可在任何时候(主要是春分至清明甚至再延后)祭拜,即所谓的祭拜大众山,可以联合同宗同族的人一起祭扫。祭扫时带上水酒、熟鸡、熟猪肉、糖果、面包、籺等祭品,到祖先的坟墓时,用锄头清除杂草和补上堆土,坟顶盖上一大块带草皮的圆形土块,土块上再压上一叠碟形的纸钱,然后摆上祭品,插上香烛,在墓前摆上三只酒杯,祭品和食具摆放完毕,由主祭人念祭文,之后所有祭拜之人参拜三轮,一轮的仪式为站立三拜,跪着三磕头。参拜完毕,在墓前泼洒水酒燃烧祭文,点燃鞭炮。祭拜祖先回来,在祠堂前(现祠堂不存在,在家族有名望的长者家地堂前)分配祭品,祭品各家带回给所有家族成员分享,以此获得祭拜祖先的祈愿和祝福。

高州北部的文化许多形式与其他地方存在差异,仍然是汉文化接受、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结果。这里民族完全融合是在清朝的中叶,距离今天也不过两百多年,汉文化注入到我们的文化之中,仍然是处在接受和学习之中,许多文化观念并没有清晰,没有形成正统的礼仪形式,所以造成了变异。但这种文化传统应该说仍是汉文化体系的,变异而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文化。

(5)待客之道:高州北部都存在着对客人极为遵重的礼仪,相信是古瑶族、古壮族所遗留的文化传统。有时连客人都感到颇为过于盛情。甚至到了城市,我的父母都保持这种待客之道。

假如客人上门,他们会宰了大阉鸡来招待客人,大阉鸡是他们认为最好的美食,而主人又以鸡胸内最为肥美,留给客人吃,这在别的地方是不以为然的;客人离开时主人会给客人行路资费,因为客人来这里拜访主人,是主人的荣光,不应让客人承担路费。在我的感觉中,或许这显得主人有些诚惶诚恐,不值得保持和推广,但这只是体现文化礼仪上的差异,且是值得称道的一个礼仪。

在以前,河口村的饮食一天只分两餐,即食朝、食晚。早上早早起来到田间劳作,到上午9点回来吃早餐,谓之食朝;然后继续劳作,到了傍晚才回来吃晚饭,谓之食晚。这是旧时经济条件差,早出晚归,到了晚上又没有什么娱乐而早睡,而形成的生活习惯。随着农村与城市差别的减少,生活条件的改善,现在亦同于城市一天有三餐:食朝、食晏、食晚。但仍然习惯一早去田间和山间劳作,到八九点才回来吃早餐。河口村的饮食文化是十分不发达的,以前只为能吃饱两餐,能有米饭餸青菜、咸菜填饱肚子就已满足,肉食皆少,就不可能再讲究吃得好、吃得美,就无法给饮食赋予文化教育的形式和内涵。这也是经济状况的一个反映,至今日生活条件改善亦未形成较好的饮食文化。

(6)民居建筑:有人把建筑形象地比喻为凝固的音乐、立体的诗篇,可以反映它的建造者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底蕴,是文化鲜明而典型的标志之一。民居不仅与经济状况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其文化传统、居民的社会和经济需求、自然环境等有密切联系。民居首先遇到的是适应环境的问题,当初河口村的建立与军事密切关系,但“风水”则又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因素。河口村处黄塘江、古丁水、乐泗河的交汇处,北倚高岭,聚江河的气息,挟高山的形势,虽为军事之要害,亦为居住的佳地。

河口村在水库淹没之前,河口村的建筑多以四合院为主,甚至有青砖房子。水库淹没之后,部分留下来的村民只是往山坡上上移后择地重建。居住环境有所改变,由于山地狭窄,和经济条件差,大家只是建起泥砖房居住。泥砖房一般为一进屋,右侧为做食的伙房,中间为卧室,左侧为粮库。没有厕所,另择地建粪池,为积农家肥所用。没有洗澡间,生活条件相当差。而后另辟地所建房子有四合院形式的泥砖房、水泥结构的现代式楼房。四合院房子为粤西的主要房子形式,它的平面呈“口”字型,结构布局分前后两进,各进多为进深两间,面宽三间,前进中为门厅,两侧耳房,堆放杂物或设厨房;两进之间有左右厢房对抱相连,为卧室和书房,后进中间亦流行设一客厅;中间为露天院子(俗称天井)。用料以杉木作桁椽,灰色阴阳瓦盖屋面,青砖或灰瓦叠压正脊和胁脊,墙体则多用秋收后在稻田中炼泥自制、晾干的泥砖砌筑,再以灰沙浆抹面。整栋四合院仅在前进中开一大门供出入。大门一关,院内便成为一个封闭的世界。

河口村由于水浸而迁移,没有以前的古建筑遗留,新建筑亦没有形成什么自己特色,与现代社会的各地农村少有差别了。

(7)方言:河口村的语言为粤语方言,俗称广东话、广州话、广府话、白话,为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复杂、保留古音特点和词语较多、融合了壮侗语系的语言而存在许多古越语底层语词、内部分歧较少的一种方言。在广东省,粤语内部按其特点差异,可分为广府片、四邑片、高阳片、勾漏片、吴化片等五个亚区,河口村属于高阳片。粤语高阳方言,一般有九调或十调,修饰语和被修饰语基本使用后置式,存在许多古越语底层语词,是古越语影响的结果。

高州北部最早繁衍的居民是古越族及其衍变的俚族,俚族随后在唐朝衍变为汉族广府民系,操持广府方言。而后进来的瑶族、壮族等民族,他们本身带来自己的瑶语、壮语,但是他们最终融合在汉族广府民系当中去,瑶语、壮语基本都消失无踪。

(8)民间艺术:河口村的民间艺术异常不发达,居民一年从头到尾忙于劳作,基本上没有自娱自乐的民间艺术节目,也没有从事手工艺品制作的技艺。或许我们认为,壮族、瑶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高州北部他们曾经占据很长时期,但民族同化之后,并没有保留多少这些民族的习惯。高州北部的民族融合有着其血腥的过程,瑶族这个非常具有民族个性的民族,也只有抹去自己的民族习性,完全融入到汉族中去。狼兵(壮族)群体更为弱势,无法在五百年的时间当中,保留下那遥远家乡存在的风俗。高州北部也存在着不少民间山歌,我也听过我叔婶唱过山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质朴自然,其结构形式多为七言四句的山歌体,亦有不对称的歌辞体,唱腔深厚、明快,唱来上口,听来悦耳,但曲牌单一,旋律简单,变化不大。

 

四    结语

河口村的文化形态是农业文化,在几百年的发展之后,仍处在一个不断冲突、融合、变化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河口村经历了更大更多的外界文化撞击,并会不断溶入时代的、现代的内容。然而限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它不可能超出农业文化的杵臼,农耕文化也最终只有衰落,或者走向现代化农业。这也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发展方向,一个国家只有依靠先进的工业文明、先进的科技文明和现代化的农业文明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河口村的现代化农业则是难以有大发展的空间,缘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山区、交通、教育等限制。所以村民只有向外发展。

河口村文化虽然并非具有典型性、特色性,我经历一个仔细的思考,却觉得这样一个文化体系同样并不简单,河口村仍然有许多东西让我去研究和发现、解释。这是一个令我开心的历程。

                                       2004年7月11日完成

参考资料:

《文化论》蔡俊生 陈荷清韩林德(2003年人民出版社)

《文化人类学调查》汪宁生(2002年文物出版社)

《现代人类学》周大鸣 乔晓勤(1990年重庆出版社)

《辞海》

《简论临川文化》吴林抒

高州黄塘《韦氏族谱》

明万历《高州府志》

清光绪《茂名县志》

清光绪《高州府志》

《五邑文化源流》张国雄 刘兴邦张运华 欧济霖(1998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岭南文化》李权时主编(199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文化地理》司徒尚纪(199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黄淑聘主编(1999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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