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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制造

孤独是思想者的宿命,思想是孤独者的狂欢

 
 
 

日志

 
 

英文老师柏希文先生(转载)  

2010-04-24 13:45:55|  分类: 高州人物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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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老师柏希文先生(转载)

 

    柏励,字希文,1886年生于广州,父亲是法国布尼丹里人,母亲关氏是广东高州人。他8岁就去英国,16岁因苦学病归。这时他已懂得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病好后,他终日不倦地博览世界名著,并致力于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等学科的学习和研究,知识渊博。他从小就学练弹钢琴,不几年,就能熟练地弹奏瓦格涅、贝多芬、肖邦等音乐大师的名曲,后来成为一位有名的钢琴家和音乐理论家。他曾两次到日本考察社会生活,后在越南办《前程报》,组织“致和会”,支持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当时的越南是在法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驻越南总督杜美尔下令逮捕他。他逃往广西。这时,蔡松坡举办广西陆军小学,聘请他担任教官。蔡松坡就任云南都督后,又于1913年请他到昆明工作。护国之役,他为蔡松坡以英、德、法等国文字草拟发给各国政府宣布云南独立、讨伐袁世凯要当皇帝和窃国罪行的“通电”。他曾经营过锑业公司,挣了一大笔钱,用来资助革命。他虽是法国人,因母亲是中国人,他又是生在广州,自认中国是他的祖国,广州是他的故乡,云南是他的老家。

    柏希文先生精通英、德、法几国文字和拉丁文,也懂得中文。他热心教育事业,看到当时昆明外语师资的缺乏,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他筹办了“英语学会”,为学校师生课外补习英语。他亲自担任教师,学校经费则请求各富户捐助,对学生的收费很少,如果无力负担,还完全免收。聂耳就是免收学费的学生之一。

    柏希文先生的生活非常俭朴,终身没有结婚。租了广聚街(现名金碧路)客栈的一个小房间做卧室,放一张可以收叠的帆布椅作为睡床,经常躺在上面看书到深夜,疲乏了把书放下,盖上毛毯就睡了;屋里还有一张不大的书桌,摆满了各种文字的书籍,帆布椅子的周围几乎全被书籍淹没了。他在吃方面也很简单,经常素食,有时啃几片面包就算一餐。学会经费是由学生选出人员负责管理的,他只领取仅够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有时连纸烟都抽不上。一些学生资助他一点,他也不太拘泥的接受下来,但他常常又把其中的一部分转送给那些贫苦的学生;有时弄到一点好吃的饭菜,也要约上几个贫苦学生来和他一起享受。

    他教书非常认真,解说得很清楚,循循善诱。他主张多读、快读,反对死读硬背。他认为:多读就有接触的机会,就能从各个方面去理解它。同时,在多读快读的当中,对学到的生词复习的遍数多了,印象也就深了,自然而然地就几住了。多读快读对练习和运用熟字熟句也有好处。在他的这个教学方法指导下,聂耳读了不少英文书,阅读能力提高得很快。

    柏希文先生不仅在英语方面对聂耳的帮助很大,在思想方面也给聂耳一定的影响。柏希文先生是一位尊敬达尔文和哥白尼的无神论者,在讲课中,经常对学生灌输无神论的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并阐述帝国主义必败,中国必胜的观点。他是一位乐观的人,从不计较生活上的艰苦和个人的得失。他一生无家庭,无财产,不信仰宗教,一心为教育事业服务,以渊博的知识哺育广大青年。当时,云南每年有两名庚子赔款提供的香港大学公费的学生,几乎考上的都是他的门生。他还培养了不少外语人才,许多后来搞外交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他的学生。聂耳十分敬重柏希文先生,认为他的治学精神和进步思想都是值得学习的榜样。

          ——摘自聂叙伦《少年时代的聂耳》(1981年12月第1版 新蕾出版社)

 

云南教育史上的一位法国人

2004年05月18日 10:52  云南日报网

     去西山的游人,往往都会去瞻仰人民音乐家聂耳墓,去缅怀音乐家的英魂。而在距此东北十里左右的林阴下掩埋着聂耳的英语、音乐启蒙教师———柏西文先生,许多人就不知道了。不过,柏西文先生对云南教育事业的贡献,却是名垂青史。

    柏西文先生(1864—1940),名柏励(Bernie),西文是他的字,法国人,著名教育家。父亲是法国布尼丹里人,法国驻上海领事署办事员,母亲是广东高州人。他生于广州,幼年入教会小学,8岁被送到英国学习英文、德文、拉丁文,以及史、地、数、理、医学等科目。他颇具音乐天才,钢琴弹得极好,对贝多芬、瓦格涅、肖邦、莫扎特等的各种名曲,终日演奏,颇为娴熟。16岁回中国养病,三年后,按父亲的意愿在上海、香港从事商业,善交际,在商业界展露头角,但他的志向不在于此,一直认为“人生惟有读书最好”,30岁时毅然改业,专心攻读哲学、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著作,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十分敬佩;对托尔斯泰、高尔基异常称颂;尤为喜爱英国文学,对莎士比亚的戏剧、麦考莱的散文、司各特及狄更斯小说尤表敬重。他常说:“人生社会,行动每受限制。吾人之所活动之园地,在图书馆耳。其中各时代、各方域之伟大人物,靡论哲学、发明、政治、科学、艺术诸家,皆经数十寒暑之艰苦而成,吾辈尚友古人,自朝至暮,随时可以晤面,其乐莫乐于此。”

       柏西文曾两渡日本考察东方民情风俗、社会生活,在东京办《前程报》,在越南组织学会,支持越南人民的反法斗争,法国驻越南总督杜美尔下令逮捕,他便逃往广西。时值蔡锷举办广西陆军小学,聘请他为教官。辛亥革命后,蔡锷就任云南都督,邀请他来云南工作,他将经营锑矿获得的巨款资助革命,而且在护国之役时,他用英、德、法等国文字为蔡锷草拟发给各国政府的讨伐袁世凯“通电”。柏西文先生喜爱云南的风土、人情、气候,他认为要发展一切事业,非人才不可,他的后半生便献身云南教育事业,以培养人才为主旨。

    当时,云南的甲种工业学校的校长请柏西文先生教授英语,求学者甚众,1914年租南门清真寺办夜校补习班,后参加筹办“英语学会”(在今威远街),他始终担任教务主任,负责课程编制、教材选择、师资训练、经费筹措,他以造就人才为本志,学生收费甚廉,清贫者免交学费,并在生活上给予资助,因此学生常常多得教室都不能容,先后培养学生数千人,在教育、军事、政治、经济、科研等各界成为知名人士的不下百人,其中有像李国清、丁识身考入香港大学的,有像陶子固考入清华大学又赴美国留学的,有像张凤岐考入燕京大学的……当时云南到北京、香港、天津、上海、武昌以及日、英、美、法、德升学的学生大多受益过柏西文先生。1929年柏西文先生在浙江先贤祠(今武成路上)创办了“达文英语学校”,班级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又分早班、日班和夜班,对在学、在职的广大青年给予学习的便利。先生当时已65岁,仍然每天从广聚街(今金碧路)到校上课,同时还在省会中等学校、东陆大学教英语。当时与云南接壤的越南等国是法属殖民地,滇越铁路、邮电局、海关、盐务等机构的职员都要求懂法语,为此柏西文先生又开办法语班,为许多人就业培养技能,所以柏西文先生的学生遍布云南各行业。

    柏西文先生教授英语的目的,是为了培植深明现代西洋科学技术文化和先进国家立国精神的中国杰出人才,而英文是学习西洋科学文化必不可少的工具。他讲学常滔滔不绝,孜孜不倦,自希腊罗马的文化,莎士比亚的戏剧、孔子老庄的哲学、李白杜甫的诗歌、中西学术的演变,无所不谈,涉猎很广。他还常与云南著名学者袁嘉谷、由云龙交往,从而熟悉了云南地方文史,他的博学多才深得学生敬佩。他的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他了解学生的性情特点,若性近科学的,他勉励致力于科学;性近文学的,他讲述莎士比亚等优美的文学作品;性近音乐的,他教弹钢琴,聂耳的钢琴就是他教会的。他还为聂耳讲解乐理,为聂耳后来的音乐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先生在昆明28年,致力于培养滇籍生公费考取香港大学共十余人,赴英、美等国的也有数十人,其他英语人才遍布全国数以千百计。云南老一辈知识分子,其中能够到国内外升学,学有专长,服务于社会的,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得过先生的指导,先生庄严慈祥的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刻于他们的记忆里,久而弥新不可磨灭。1988年,杨克诚、聂叙伦、王琨、郑永福等柏西文先生的学生,为了继承发扬先生对云南文化教育的贡献,创办了“云南外国语继续教育中心”。

    柏西文先生毕生未婚,生活简朴,蜗居斗室,满屋书籍,朝夕诵读,手不释卷。尝与挚友徐嘉瑞翻译狄更斯《双城计》,铅印成册;又经常为“大众电影院”、“逸乐电影院”口译英文著名影片。

    1940年12月28日柏西文先生因病与世长辞,先生的门生故旧无不为之悲恸,当时的大小报纸同时登载了讣告和纪念文章,如《柏氏生平传略》、《滇省教育界一大损失》等,政府并下令择地华亭寺左侧安葬,并举行庄严隆重的追悼会。

                       萧霁虹(春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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