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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根院士谈丁颖:科学家头脑 种田人身手(转载)  

2012-10-17 17:28:19|  分类: 高州人物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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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根院士谈丁颖:科学家头脑 种田人身手(转载)

2011年1月21日 来源:南方日报

 

卢永根,1930年12月生,作物遗传学家。广州市花都区人。中科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前校长、现任华南农业大学教授。1952年11月广州地区高校院系调整,他以岭南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三年级学生的身份合并到华南农学院,师从丁颖。从1961年8月起,担任丁颖先生科研助手,协助丁颖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在生活上和行政工作上任其秘书,跟随丁颖一直到他逝世。
  在卢永根看来,丁颖不仅是名垂青史的“稻作科学”之父,还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学生中一共出了5个院士。他曾与丁颖形影不离地生活、工作10多年,这些经历使他有机会较深入地体察这位著名学者的为人风范、学风和学术思想。他说:“从丁颖身上,我学习到许多东西,对我而后的成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华南农业大学自从丁颖逝世后就不断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该校举办过丁颖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成立丁颖科学基金会、丁颖塑像纪念碑落成;2008年,学校又实施了“丁颖讲座教授”计划,同时招收丁颖实验班。为纪念丁颖诞辰120周年,华农还组织拍摄丁颖教授纪录片、出版纪念画册,举办纪念大会、农业学术交流等一系列活动。2009年11月,在华南农业大学建校100周年校庆的日子里,丁颖纪念馆隆重开馆。
  1989年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设立了“丁颖奖”,这是广东省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第一个科技奖。1990年邮电部还发行了一枚丁颖纪念邮票。
  卢永根认为,根据“丁颖精神”华农制订的校训“修德、博学、求实、创新”,是他留给华农师生、广东乃至全国科技界最重要的一笔“精神财富”,将永远铭记在世人心中。
  丁颖名言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要有科学家的头脑,种田人的身手。
  没有需要应用的对象便没有农学存在余地。
  科学是客观的,科学工作者要听得不同的意见,不能先入为主,不要有门户之见。
  1944年《中华民族与科学思想》:“研究科学在探求真理以止于至善至美,以应用于人生。……不为功利主义机会主义所眩惑,亦不为颓废思想享乐思想所左右,而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勇、大智、大仁之精神以赴之。”
  1942年《纯粹科学的农学观》:“学农的人,带有一种极欠妥的理解……看不起农夫,以为蠢笨顽固;看不起旧法,以为不合学理;看不起固有的农业制度,以为落后逆行……假使我们确有责任心的话,我们应该归咎自己学的错误,而不要谩骂农村,谩骂农民,谩骂旧法,强把自己矜饰,把自己地位抬高,把自己责任放卸,便算了事。”
  谈学术成就
  丁颖在中国稻作学史上创下多个第一
  南方日报:丁老一生建树丰硕,在您看来,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包括哪些?
  卢永根:首先他是杰出的农学家,被称为中国的稻作科学之父。丁颖在中国稻作学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从水稻育种试验方面来讲:1926年,丁颖在广州市东郊发现野生水稻,1927年,在茂名县公馆墟,丁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试验基地——— 南路稻作育种场。1930年开始,他又先后开辟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沙田、韩江、东江、北江等五个稻作试验分场。1933年,他从野生稻的自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著名新品种“中山1号”,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的成功先例。之后十几年间,几个试验场共培育出良种60多种,广泛推广到南粤大地。“中山1号”及其衍生品种“中山白”、“中山红”、“包胎矮”等在国内累计推广60载,推广面积达一亿多亩。因此,中国农业界又有“南丁北赵”一说(“赵”是指我国著名农学家、细胞遗传学家赵连芳)。
从学术研究方面来谈,他长期运用生态学观点,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农家品种系统选育以及栽培技术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稻起源于印度”的说法在国际学术界流行一时,丁颖不苟同这种说法,1933年发表了《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的新种》,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是比印度更早的栽培稻原产地。又经过30多年潜心研究,他从历史学、语言学、古生物学、人种学、植物学暨地理分布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1956年发表了《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引起了国际轰动,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我觉得“水稻起源”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关乎民族尊严,丁老的这一发现是其分量最重的学术成果之一。
  此外,他还率先开展了水稻品种的生态特性研究,早年在广东,他就特别注重通过水稻周期播种试验,研究不同品种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生长发育与光、温条件的关系,为广东地区稻农掌握适宜的播植期提供了理论依据。1963年,在丁颖的主持领导下,依托华南农学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水稻生态研究室,并协同全国12个科研单位,在8个省区设置了10个试点,开展中国157个有代表性的水稻品种的光温反应试验,这是一项我国少见的科研大协作。试验结果写成《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专著。
  南方日报:提到水稻,人们自然会想到另一位“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们两位对中国农业贡献巨大、影响深远,那么二者的成就又有什么异同呢?
  卢永根:首先,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贡献不同。丁老是袁隆平的前辈,在解放初期提高了水稻的亩产量,而袁隆平为解决现今的吃饭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次,两人的学术专攻领域也不同,丁颖研究范围覆盖整个水稻学,中国水稻有4万多个品种,丁颖通过艰辛而细致的分类工作,奠定了中国水稻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如根据稻谷淀粉的粘性分为籼稻和粳稻,依照稻作对光照反应的不同划分为早、中、晚稻,按照稻作栽培技术和所需水分的差异划分为水稻和旱稻等),为我国稻作区域划分提供了科学依据,对水稻种植生产更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袁隆平攻坚的重点是在水稻学的分支——— 杂交水稻育种上。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全中国都适合种植杂交水稻,比如我国东北地区,目前主要栽种的仍是常规稻品种。
  我认为,丁颖和袁隆平的相同点在于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那时的科学家都是卷起裤管就下地,插秧、收割和农民一个样,不像现在有些农学博士生、研究生穿着皮鞋站在田坎上“参观”和“指导”。丁颖在世时常说一句话,“农民的地皮是连着肚皮的”。1936年,他从华南水稻栽培品种“早银粘”和印度野生稻人工杂交的后代中,选出每穗几百粒以至千多粒的“千粒穗”,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千粒穗水稻新株系,引起了国内外稻作科学界的广泛注意。但丁颖很快就把这项研究工作搁置下来,因为他认为“千粒穗”种性不易稳定,加上当时农民耕种水平落后,难以解决在生产中需要具备的条件,故实际应用价值不大,这充分体现了丁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关心农民切身利益,不图虚名的崇高品德。
毛主席说过“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在我眼里,丁颖和袁隆平都是为科学献身一辈子、值得尊敬的人。
南方日报:两位老先生都是中国现代农业科学先驱,袁先生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前两年还曾因为“座驾”风波引起舆论关注,相较之下,作为其前辈的丁老,或许因为年代关系,少有人了解。您对此怎么看?
  卢永根:丁老在世的时候,他还是很出名的,对他的宣传也很多,在60年代他上过《人民画报》的封面,而且身兼中科院学部委员和前苏联、捷克、民主德国等多个国家的外国院士,这在当时可不得了。只是他性格很低调,又沉默寡言,不愿意多提自己,加上时间隔得比较久,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丁老。
  谈为人
  我是他的助手,可他一直称呼我“卢先生”
  南方日报:丁老在您的印象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哪些事让您特别难忘?
  卢永根:第一次上课,他慈祥的面孔,渊博的学识,就把我吸引住了。他为人低调谦虚、不善辞令,他喜欢别人称呼他“丁先生”,而不是“丁教授”。工作上一丝不苟,对下属温和体谅,我是他的助手,可他和家人都一直称呼我“卢先生”。每一篇文章发表前,他总要反复修改,逐字推敲,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有一次我帮他誊写一篇学术文章,他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当时没有电脑,我抄写了七八遍。文章完成后,他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卢先生,真对不起,害你抄了这么多次。”丁老的治学作风很严谨,我从没见过他躺在床上或者斜靠着桌椅看书,总是正襟危坐的。
  丁老时间观念很强,事事以身作则,上班“早到迟退”是他的习惯。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对自己的成就永不满足。他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期间,白天时间都花在行政工作和各种会议上,只能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来学习,周末就去书店。到田间地头去考察时,无论酷暑寒冬,他总是挽着裤脚带头第一个下田。
  他在生活上非常简朴,当时他和我都当选为广州市人民代表,我常乘他的“顺风车”一同出席会议。有一次中午1点多了,他同我都还没吃午饭,空着肚子就赶去开会,在车上他递给我两粒椰子糖“充饥”。
  南方日报:在紧张忙碌的科研教学之外,丁老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喜欢文艺吗?据您观察,他在教育子女和学生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
  卢永根:他平时闲下来就是看书,除了专业书,他经常看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他曾告诉我,从这些理论书籍里悟出很多道理,用来指导工作特别管用。有时会和外孙一起下下象棋,给孩子们讲述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无论对学生还是子女,他“身教”居多,“言传”甚少,从不发脾气,不会训斥人,其实他不说你反而让你更难受。举个例子,每天上班时间前10分钟他人已到办公室,经常让我们这些“准点开工”的后辈感到汗颜。
  南方日报: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作为中国农科院院长的丁老,当时是怎么面对虚报粮食产量这一问题呢?
  卢永根:那时很多人都被迫虚报粮食产量,两广地区其实平均亩产只有500斤左右,但虚报产量竟然高达1万到10万斤,为了搞假,有些地方把好几亩地收割来的稻子堆成一座小山,拍照为证,自欺欺人。身为农科院院长的丁老其实很难做,那段时期他很痛苦,他不愿意曲意逢迎,违背科学和良心,又受制于“纪律”和“规定”,只能“不出声”,默默承受、挣扎,内心感受虽然他从不对人提及,但是朝夕相处可以感受得到。有时候经常看见他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前,皱眉深思,久久不说一句话。
  我记得1963年北京举办了一个国际性的农业研讨会,当时一位与会的日本农学家问丁老,中国的水稻亩产量是否真的有一万斤。丁老略一思索,巧妙作答,大意是“中国老百姓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实验探索水稻生产的潜力……”他回答赢得了领导的赏识,也没有违背身为科学家的原则。在当年那个“说假话者高升,说真话者入狱”的年代里,想要不说假话,是很难的事。
  谈农业教育
  丁颖已成为华农人尊崇的精神导师
  南方日报:丁颖是华南农学院首任院长,也是华南农业大学校史上早期开拓者之一,在您看来,他的研究和教育实践为华农、乃至整个广东科学界留下了一份怎样的“精神遗产”?
  卢永根:在担任华南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前身)院长的12年间,丁颖以他全国性的重要影响,推动华南农学院稳步发展,并走向全国科研合作的广阔平台。直到今天,华农在野生稻、生态农业、分子育种、太空育种等领域仍走在全国前列。
  在大力加强学校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外,丁颖还从广东全省大局出发,积极发起筹建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6年该所成立后,丁颖兼任首任所长,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扩建成为今天的广东省农科院。
  今天,丁颖已当之无愧地成为华农人尊崇的精神导师,“笃学明德、躬行践履、建业自强、求精图新”的丁颖精神,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沉甸甸的“精神遗产”。
  南方日报:刚才您也提到丁颖不仅是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也是近现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先行者,“为振兴中华农业而兴办教育”的指导思想贯穿其一生。那么在您看来,他的哪些办学措施直至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性?
  卢永根: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丁颖就在一次题为《农业教育与农政》的演讲中,精辟地阐述了他对农业教育的几个基本观点:一是为了振兴农业、复兴农村、安定农民生活;二是为了解决农业技术推广问题;三是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担任华南农学院首任院长的12年里,他为进行教育改革,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学校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做了大量工作,使华农进入了全国知名大学的行列,为广东高等农业教育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漫长的办学过程中,他特别注重从国情出发,以开拓精神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办学道路,他一直反对原封不动、“全盘西化”的教育方式。新中国建立后,在“一边倒”学习苏联的情况下,他一方面肯定苏联教育经验中诸如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加强思想教育和实践环节等举措,一方面也提出不能脱离我国实际,照搬苏联高校。他认为,我国是农业古国,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且我国农业环境条件复杂,作物品种类型繁多,因此他翻阅了大量古书,搜集资料,虚心向农民请教,积极组织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并开展配套的稻作试验研究。
  他还特别注重对学风的培养,从上任伊始,就确立了“教学、科研、生产(推广)”三结合的办学思路。他强调“农学是应用的科学”,“不应该离开生产实际问题来进行理论研究,也不可能离开理论要求系统地、完整地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40多年来他一直深入田间,亲力亲为,以身垂范。丁老的弟子、水稻专家吴灼年教授说过:“在丁颖教授身上汇集了我国许多科技界的优良作风和传统的民族美德。这是祖国的宝贵精神财富,很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南方日报:1909年,丁颖中学毕业之时,就已经立志学农,“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努力”。从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回来,把毕生心力投身农业科研教学工作。反观今日中国年轻一代,愿意学农的人日渐稀少,经济、电子、外语等专业炙手可热,而与农业沾边的专业门庭冷清,您认为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改善这种现状?
  卢永根:我去过号称“小麦洲”的美国堪萨斯州,一个州的人都在种粮食,公路两边都是金黄色的麦浪,当时我真是百感交集,为什么人家乐于务农,偏偏我们以务农为苦、甚至为耻?我觉得,在中国对农业的歧视是最厉害的!中国学农的人少,根源在于农民普遍收入偏低,特别是在过去没有补贴,生活困难;由于体制关系,农村户口也享受不到城市户口的福利。农民的孩子都想通过读书“跳出农门”,怎么会甘愿回去种田?我常在乡下看到一整条村子都是老人孩子,青壮年都跑到城市打工去了,这种情况再不改变,中国亿万人口的粮食问题怎么解决?!
  其实丁老在世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凸显出来了,受“轻农思想”影响,那个时候就有不少青年,不愿报考农科或者农科毕业后害怕工作艰苦,不愿回农村下基层,经常“跳槽”。当时,丁老也对此事深感忧心,他经常对师生进行学农、爱农、献身农业的思想教育,时常勉励农学院毕业生,要以“热烈的心情,坚决的意志,摆脱一切,遄赴农村”。
  就今天的情况来说,有些措施是刻不容缓的,例如要切切实实提高农民的收入,至少不应低于城镇居民,“以工哺农”,实现可持续发展;解决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的编制和待遇问题;在高校里,对于农业相关的专业,免除学费,吸引生源等。但我最担心的还是如今的社会功利主义盛行,像“女嫁公务员,男娶女教师”这些说法就是一个体现。但在丁老那一代人身上,你真的看不到一点功利的影子,只有理想的光辉。一个人若是没有理想作为支撑,是断然无法取得他那样的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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