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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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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试探狼兵的屯戍制度  

2014-07-16 22:40:35|  分类: 狼兵家族史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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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狼兵的屯戍制度

 

我在《试探狼兵的土地制度》一文中,尝试探讨了屯戍狼兵的土地制度,认为狼兵的土地制度与卫所相同,这是因为他们的土地属于国家,由国家统一拨给,而不属于土司或带领狼兵的首领,与土司地区有本质区别,甚至因此改变了军士的阶级性质,使他们摆脱了农奴阶级而转变为农民阶级。但是又存在特殊情况,某些狼兵管辖的区域由于政府管理不到位,狼兵首领大量侵占军士、平民的土地,或租佃出去,或买卖土地。甚至于有狼兵首领又转变成为土司的情况,在一定的程度、一定时期内又继承了土司地区的农奴制度,对属下进行剥削、欺压。

现在回看我《试探狼兵的土地制度》的观点,有一定的偏差,主要是没有认识清楚狼兵屯戍有几种情形,这几种情形是并存而非特例。

土地制度是狼兵屯戍制度的一个方面。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我还产生一些疑问,主要是明代的军制当中,根本就没有狼兵屯戍体制。狼兵的征调多为临时的军事行动,有事才调动,而行动之一的狼兵屯戍制度,在粤西的地方志的记载当中,往往作为“兵防”的附记,而不是体制内的“兵防”制度。康涛在《明代狼兵考》就这样说:“狼兵制度肇始于明代,是明代军制的重要组成环节。狼兵,专指广西出身之战斗人员,此类人不隶军籍,彪悍武勇,于明代‘剿贼’、‘御倭’多有使用,且战绩不俗。”这里已经把狼兵与体制内的军队划分开来,显然认为狼兵不隶军籍,仍然是土司的属民。

我猜想,或许无法脱离狼兵与“土司”的关系,即使已经远戍他乡。狼兵与獞兵不同,是由于獞兵地区獞民多已经处在流官的统治之下,基本没有了土司的影响。

 

有关东迁屯戍狼兵,苏建灵在其《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中认为,相当部分为土司性质。苏建灵的《论明代广西东部的土司》中阐述其观点说:“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明代,土司与土官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土职,今人论及,应当严加区别。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明中叶以后,文献中土司与土官是混用的,唯土司一词既可称土职政权,亦可称土职官员,而土官只用于称土职官员。本文是基于后一观点。”

蓝武在《明代广西土司设置与分布态势及其特征》也认同苏建灵的观点:

“明代在广西境内设置大量的土属机构,允许大批壮族土官在承认王朝中央统一政权的前提下,实行区域性的民族自治,实属一种权宜之计,是封建王朝在力有不逮的情况下,意欲通过暂时的羁縻来达到必土归流而实现直接统治的终极目的。桂东遍设小土官巡检、副巡检,这是明代广西土司设置与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东部等皆设流官,但至明代其属境内的长官司、土巡检、土典史、土千户、土百户等总数达到190家之多。”

不过也有屯戍狼兵是自立恢复为土司统治的,据《浦北县文史资料》1993年第三辑陈家源文章《明代石梯狼兵与山官王》记载:“明季,成化间狼兵总目黄李继……春旨征电有功,赐职山官,无殊后奏,身当狼役,口吃民田,每狼兵三石种,生养死葬,威振石梯。”“狼兵总目黄陆圣娘卒(率)本部狼兵一百零五名插住石梯水。屯戍于牛颈隘、界碑、分界、碑志、樟木该闸口卒伍与编氓杂处。石梯山最为险要,命狼人守其地,批耕民田自食,除赋役,其地始可守。”“黄李继由屯田一方的狼人总目得到恩宠,摄取独霸一隅的土司王的特权,主宰石梯山……立土司王、里长、渠长。”

而东迁屯戍狼兵也有部分成为正式的卫所,据民国24年《迁江县志》记载:“洪武初,马平之三都,上林之八寨,迁江之贺水诸峒,盗贼窍发,调兵征剿。事平,领兵将弁量功授职,大者指挥千户,小者百户头目,准世袭分给逆产,驻兵耕守。官不支俸,兵不支响,朝廷亦不征其税。二十五年,使各所官环聚于城内,京选督备都司一员,名曰统志,掌印所官一员,名曰内巡,掌哨所官一曰外哨,分讯防守四城门。永乐五年设迁乔营于小南门外,防守仓库,县与所两不相统,听节制于巡道及三里营参将。”

我也逐步认识到东迁屯戍狼兵制度演变存在几种情况:一是土司建制的狼兵,最显著的例子是建于桂平的武靖州,搬了一个岑氏土司到来,统率的是狼兵;二是演变成为卫所,比如位于来宾市的迁江屯田千户所;三是类似于卫所制度的但不准备长期驻扎,无事后调回土司原地,没有军籍,实际上有部分狼兵由于屯戍时间长,逐渐成为驻扎定居。正如郑超雄在《广西征调土兵遗民四村落的田野调查》中说:“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从桂西地区征调很多土兵到桂东、桂东北地区和桂中地区屯戍,以防卫瑶民起义,特别是在大藤峡沿岸及大瑶山周边地区,都驻扎有土兵营寨,这些土兵没有粮饷,自己种地解决粮饷问题。他们平时务农,战时是兵。……驻扎久了,又没有仗可打,于是落籍本地,专事农业生产劳动。”

 

虽然狼兵不属于体制内军制,却存在狼兵的征调机制,调动权力在兵部,统率权则在五军都督府及属下的都督、都指挥史司,还有总督、提督、总兵、都指挥等。而到后来,承平日久,或都司疏管,地方政府也会接管屯戍狼兵。

狼兵出现最早的记录见于《明英宗实录》正统二年冬十月戊午:“广西总兵官、都督山云奏:浔州府平南等县耆民赴臣处言,浔州切近大藤峡等山,猺寇不时出没劫掠居民,阻截行旅,近山多荒田为贼占耕。而左、右两江土官地方,人多田少,其狼兵素勇,为贼所惮。若选委头目,起领前来屯种一带近山荒田,断贼出没之路,不过数年,贼徒坐困,地方宁靖矣。臣已会巡按御史三司等官计议,诚为长便,乞如所言,量拨田州等府族目土兵分界耕守,就委土官。”从山云的奏折来分析,狼兵应该出现更早之前。

明初,总兵和副总兵是镇守边区的统兵官,无定员。总兵官本为差遣的名称,无品级,遇有战事,总兵佩将印出战,事毕缴还,后渐成常驻武官,其统辖兵士、编制定员、位阶皆无一定,通常为公侯或地方都督兼任。而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为分散大将事权,便于皇帝集中控制兵权,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各都督府设置左、右都督,左、右都督之下设置都督同知,协助左右都督管理本府所辖都司、卫所。南、北两京各都督府同。

山云征广西,初佩征蛮将军印,充任总兵官前往镇守,逐渐因功升为都督同知、右都督,都是明朝重要的军事官员,任内奏请调动狼兵至浔州。

据合浦《杨家族谱序》及《补序》中记述:

明成化年间以来,吾始祖杨马护、二世祖杨实当日原居广西田州,原职头目管带士兵,平日训练精通矣。适广东廉州府前石康县永平地方连接五州县界,土贼每每聚窠扰害乡民不已,乃凭本处里长等,呈称除盗安民事,奔往广东总督林、会同两广镇守总兵郭某(注《补序》记为:广东省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林某、镇守两广地方总兵将军太保武定侯郭某)牌行在,正德六年正月内奉差官黄玉俊牌到田州,委杨马护、杨实父子带齐平日所管之士兵,前来此处地方,竭力征剿贼窠贼寇,以致平静。蒙宪执功赏赐银两讫,随后带兵回田州。越至正德八年,各处土寇复行扰害永平地方。居民不安,又奉总督韩雍钦差、总兵林某、两广总兵郭某批据牌,行田州复招狼兵征剿落业,将田拨给分到各村居住。赐杨马护为狼总统,杨实公为八冬狼总目职,世袭管辖五目廿四甲兵,遇盗则率兵征缉,然地方得枕席之安。

明初常遣尚书、侍郎、都御史等官,至地方安抚军民,或主管兵事,事毕复命,名义或称巡抚,或称镇守。后以镇守侍郎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文移往来不便,乃定为都御史巡抚兼提督军务等名称,所辖多重者加总督衔。廉州府民众向广东省总督、总兵申请田州狼兵到来。

康涛的《明代狼兵考》引述了许多关于狼兵的史料,我也转录于下,主要也是让我们来了解狼兵管辖机构、狼兵制度等:

(明正统)13年后,至景泰元年,征用狼兵已经成为惯例,而且狼兵开始出省作战。《明英宗实录附景泰实录》景泰元年三月乙卯:“广东左布政使揭稽奏:高要县贼首吴长能等,纠众劫杀乡村,欲连友贼黄箫养攻肇庆,署都指挥彭英等率官军、狼兵攻其巢寨,破之,斩长能及其党一千七百余人。”

《明史·广西土司传一》:“怀远为柳州属邑,在右江上游,旁近靖绥、黎平,诸猺窃据久。隆庆时,大征古田,怀远知县马希武欲乘间筑城,召诸猺役之,许犒不与。诸猺遂合绳坡头、板江诸峒,杀官吏反。总制殷正茂请于朝,遣总兵官李锡、参将王世科统兵进讨。官兵至板江,猺贼皆据险死守。正茂知诸瑶独畏永顺钩刀手及狼兵,乃檄三道兵数万人击太平、河里诸村,大破之,连拔数寨,斩贼首荣才富、吴金田等,前后捕斩凡三千余,俘获男妇及牛马无算。事闻,议设兵防,改万石、宜良、丹阳为土巡司,屯土兵五百人,且耕且守。”

《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戊辰:“广西田州土官妇瓦氏引土、狼兵应调至苏州。总督张经以分配总兵俞大猷等杀贼。奏闻,诏赏瓦氏及其孙男岑大寿、大禄,各银二十两、纻丝二表里,余令军门奖赏。”

《明武宗实录》正德五年三月甲申:“巡按两广御史江万实上言边务:……一、顷因林贵逋诛,调用狼兵,所过剽掠劫杀,鸡犬不遗,谋之不藏,莫甚于此。然事已无及,愿自今勿轻调用,兵部议覆。从之。”

《明武宗实录》正德七年闰五月戊子:“南京御史周期雍奏:江西调至狼兵,所在辄肆荼毒,奸污妇女、劫掠财物、毁坏屋宇,良民横罹锋刃者不可胜数。至于士族,亦有阖门受戮之惨,且载所掠妇女金银抵南京贸易,违禁货物,此皆总制都御史陈金纪律欠严故也。乞赐敕切责并戒谕狼兵头目,严加约束,其越境者令法司鞫治,良民被害者令有司加意宽恤。会南京守臣亦奏所获狼兵韦晃等三十人,且请治巡捕官耿辉等失察之罪。得旨,金写敕切责,晃等令江西巡按三司会问,被掠男女给还其家。辉等宥之。”

《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一年二月己卯:“提督两广侍郎张臬奏:逆贼张琏势甚猖獗,臣以调集狼兵十万,与福建、江西会兵进剿,分定信地。”

《明武宗实录》正德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户部覆两广守臣所奏三事:……一、浔州等府、武靖等州、信宜等县,因先年征进,俱招集狼兵,且耕且守,照民例纳粮,以便听调。近来,有司或调采本地与贼临近去处耕守,遂将版籍地土占据,宜行禁约。上皆从之。其版籍事,仍行两广都御史,令查处以闻。”

以上涉及率领狼兵军事的官员介绍如下:

总制,为总督的雅称。因明正德年间,明武宗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故百官相避,改总督为总制,如江西总制、湖广总制。嘉靖时改回。

提督,明朝在驻防京师的部队中设置的武职,如在南京设置了操江提督。明朝中期以后,多由巡抚兼提督,有时也对一些总兵加授提督称号。万历年间,又专设提督。

都指挥使司,称都司。是中国明设立于地方的军事指挥机关,掌一方军政,统率其所辖卫所,属五军都督府而听从兵部调令。在行省中与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合称三司,简称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分掌地方军政、民政、刑狱。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四人,正三品,经历一人,正六品,等。

 

狼兵日后发展归于地方政府管理,见于《桂平县志》卷三一载:“浔州诸狼(壮族土兵)。自前明因藤峡之乱,从黔中调来助剿,峡平,戍焉,拨赋田及绝户之产与之耕食。设狼兵,有粮无差,其人散居而各有长,旧隶武靖州,州废,隶通判。每年九月调赴守城,三月归农。其后国家承平日久,免其守地之役,地方有警,仍照旧派遣。康熙三十年(1691年),议以水陆塘汛派拨分守,更番迭换,各狼兵仍属本府通判管辖。雍正六年(1728年)裁汰,悉归同知。后复奉文归本县管理。此狼人狼兵之来源也。”

明代通判是知州的副职,是皇帝直接委派下来监察知州的政务的一个官员。

 

狼兵原本的阶级性质,张声震主编的《壮族史》有明确的论断:“明代是土司发展的兴盛时期,几占广西左、右江及红水河流域。各土司拥有武装少数者数百,多者逾万,或称狼兵,给田使耕,称‘兵田’、‘狼田’,因田而役,是农奴性质。”“宋代的土丁、壮丁、保丁、峒丁、寨丁,明、清时期的土兵、狼兵,都是耕种役田服兵役的农奴。”“这些土兵、目兵、狼兵隶属于土司、土酋,平时在土司境内耕种兵田、狼田,一年定期训阅,免纳赋税。如果奉调外地防戍,不给饷俸,给田耕种,且耕且守,故又称为‘耕兵’。”这些原来在土司管辖地域上的土兵或狼兵的阶级性质是农奴,狼兵家庭耕种土司的土地,土地上的收获归诸于自己家庭,以此养家糊口,然后他们的代价是要为土司服兵役。可见狼田不是以缴纳收获为地租,而是以兵役抵当地租,狼兵是一种半农半军事的人员。但是,当狼兵调动他乡屯戍后,土司当然就难以管控了,虽然我认为调动后,狼兵应该仍然归属于原来的土司,完成任务后再归建。

与卫所类似的屯戍狼兵,那么卫所制度据《明朝军事史》记述:

卫所制是明代独特的军事制度。卫即卫指挥使司,所则有千户所和百户所。洪武二十三年又在未设府州县的边境地区设卫军民指挥使司和军民千户所,兼理民政事务。此外还有守御千户所、屯田群牧千户所等。少数民族地区,还设置羁縻都司、卫所,以当地的酋长、首领为都督、都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朝廷颁予敕书印记。

卫所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兵营制度,相当多的卫所,不仅是一个军事单位,还是一个地理单位,掌管着一块类似布政司、府、州、县管辖的地区。

卫所的土地除用于卫所正军的屯田外,还包括余丁、军妻及其子女的耕地,而且还有一些民户的耕地。相当数量的卫所于自己独立的辖区内择地筑城,即卫城 、所城 ,独立管理其所辖地区。

卫所补充、更新兵员的办法,采用了世袭制度。军士携带家口,世居一卫所,远离祖籍。子孙一人世袭为军,代代相传,并有严格的户籍制度以保证军民分籍。一人为军,其在卫所的军家便须世世承袭为军,其在祖籍的军户在军家无人为军的情况下,要另行提供一名军丁。军籍控制极为严格,必须皇帝特许,才能免除军籍。

以上记述也包含羁縻都司、土卫所,根据此判断,桂东以长官司、土巡检、土典史、土千户、土百户设立的土司,似乎也属于体制内的军事机构。苏建灵在《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中认为东迁的土司具有屯守的色彩,官职级别较低。主要是协助流官进行经营。又譬如广东茂名县的狼兵首领,其首领在族谱记载中也称为千户郎,似乎也体现朝廷的敕封授衔情况,可惜没有县志的正式记载。这些方面都还值得继续研究。

 

陈贤波《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明代以后贵州都柳江上游地区研究》论述到民族地区土司与卫所无差别:

凌纯声在《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中将明初土官铨选承袭世宜均归吏部,至洪武三十年后又把统领土兵的土司改为武职,归属兵部的制度变动与卫所制度联系起来,他说:“明代因地制宜,设土兵相制之法,保卫地方,大小土司分隶都司卫所。宣慰司相当于卫,直隶于都指挥司,宣慰宣抚长官等司相当于千户所,隶属于军民卫或宣慰司。故土司之职官同于卫所。”又因为实际运作过程中“边地军民卫所土官与汉官参用,令之世守”,在凌纯声看来,卫所制与土司制也就不存在实质差别。

卫所制度,官为世职,屯田官有,舍丁世为军户,较之土司制度,土官世袭,土地公有,百姓为世民,在实质上二者相同。内地卫所则纯为军屯之制,至于边地之实土卫所,军民兼辖,已与土制无别。故明代之土司制度,实在利用土官世袭,土地公有,兵民不分之三种旧制,而以卫所制度略加组织而已。土司制度既同于卫所,所以土兵,亦为明代主要兵源之一,朝廷每有大征伐,无论安内攘外,土兵几无役不从。

换言之,在明初边疆土司建置中以卫所从征军官充当各级土司,至少在制度上并无难以跨越的鸿沟。

这又是一种新颖的说法,那么说来狼兵的调动也无什么技术上的障碍。不过我认为这并没有认识到土司及其土兵制度并不是一种体制内军事制度,土司本身的阶级性质,也不可能使它与卫所相同。

 

我暂时未寻找到狼兵与原籍土司存在关系的记载,但是我认为土司不可能永远是利益的输送方,而没有利益的获取。

我认为,狼兵制度作为明朝一项临时的军事制度,朝廷首先是因为不愿意支付饷银养更么多军队,再者是朝廷赋予边疆地区土司不缴纳税款,和蓄养私人军队的权利,那么朝廷有事征调土司军队,也就是土司的义务了,因此形成这种随意而没有制度性的军制。调动土兵(其中包括狼兵)权力在兵部,当有军事行动时,由兵部下令调动狼兵参与,这体现在跨省行动的情形,而总兵、总督、地方行省都指挥使司有直接统率、指挥权。地方政府也有参与,他们向上级申请调遣狼兵到来屯戍,俾土地予耕种。平时狼兵又常是跨县域、府域、省域的流动、屯戍,表明狼兵是流动性(临时军制)军制,为军事目的的需要(卫所也有这种情况),它的产生也与卫所制度的荒废、衰落也有一定关系。

屯戍狼兵或许已经远离祖地的土司,但是当初调动狼兵的时候,朝廷不免给予原籍土司某种承诺或利益,来平衡狼兵调动后土司的利益和权力,究竟是什么呢?我推测有几方面:

(1)是否给予土司饷银,还是无偿调动土兵?

(2)守戍时给予狼总土地补偿,名义上属于原土司吗?

(3)授予土司挂调动军队的名义官职,但并不参与军事行动,或给予名誉上的奖赏?

(4)承诺任务完成后归还军队?

(5)给予特权,维持土司统治?

(6)威胁或者胁迫,不得已而为之?

相信这些都值得继续研究。

至于归建狼兵,只是那些屯戍日久,难以归家,或许也不想归家,朝廷也有意隔断之间的联系,在古代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桂西土司怎么还能控制得了东迁的狼兵,最终狼兵的屯戍已经成为类似卫所的行为,或者独当一面成为新的土司衙门,甚至直接成为卫所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桂西那些土司是欢笑还是悲伤!

 

2014年7月16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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